一、 王城岗遗址考古概述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图1、2)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颍河发源于嵩山的太室山南麓，由西向东流，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五渡河发源于太室山东侧，由北向南流，是颍河的支流之一。王城岗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脉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于1959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为探索“夏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的调查[1]。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为探索夏文化，在告成镇一带进行考古调查;1976年，在告成镇北地发现战国阳城遗址;1977年，在王城岗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城址，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和东周阳城的发掘到1981年告一段落[2]。王城岗城址经过1977年～1981年的考古工作，发掘面积约8千平方米，发现的遗存主要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其中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东西并列的城址和西城内的夯土基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关注和重视。1992年出版的《登封王城岗与阳城》[3]考古报告已经对上述资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85年，郑州大学考古专业为毕业班实习，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一起在告成八方村东地发掘[4]。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旨在建立该遗址系列的14C年代[5]。已测出的十多个标本的14C数据和研究成果已被收录到《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6]，其学术价值已得到学界的肯定。

　　二、 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

　　2002年～2005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项目，其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是：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周围的遗迹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探索这些遗存与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关系，进而探索王城岗遗址和相关遗存的性质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对王城岗遗址新的考古工作，是在2002年开始进行的。通过实地调查，我们了解到王城岗遗址的四至大体为：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为考古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对王城岗遗址展开了大面积的考古钻探工作。通过钻探得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处可达8米。这次钻探的最大收获是在王城岗遗址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王城岗遗址面积较大，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探方和遗迹的编号较随意。为了更好地收集考古资料，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同时考虑到王城岗遗址长期研究与保护的需要，我们用电子全站仪对遗址进行了详细测绘，并大体依遗址的四至范围，用网格法将遗址分成400米×400米见方的6个区，南北向分两行排列，每行有3个区，西行由南到北每区的编号依次为W1区、W2区和W3区，东行由南到北每区的编号依次为W4区、W5区和W6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发掘探方，主要位于W5区的北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亦位于W5区北部。2002年10月~12月的发掘，在W2区开探方9个(图3)，在W5区开探方8个，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2004年9月~12月的发掘，在W2区开探方6个，在W5区开探方19个，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发掘的遗存主要有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春秋、汉代、唐、宋元明时期的。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370米，残高0.50米～1.20米;(图4、5、6)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米~4米，北城壕向东似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50米～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等情况看可能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在30万平方米左右。

　　大城夯土城墙的地层关系可以W5T0670东壁为例：第5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为大城城墙夯土，大城夯土墙下为第6层即城墙夯土基础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7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的城墙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夯层分数层，层厚0.08米～0.30米，基本呈水平状夯筑。从对城墙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层表面有夯具痕迹，似用河卵石类夯具所夯砸，夯窝明显。城墙夯土中包含物很少，主要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陶片，其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夯土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文化层上，为平地起建，逐层夯筑而成。

　　大城城壕的地层情况以W5T0672东壁为例：第10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为大城城壕，第11、12、13、14层(皆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城壕内的堆积。

　　关于大城和城壕的年代，大城城墙夯土上被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层(W5T0670第5层)所叠压，其自身又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层(W5T0670第7层)上;城壕开口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层(W5T0672第10层)下，在城壕中发现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堆积(W5T0672第11、12、13、14层等)。由此，我们将大城和城壕的年代初步推定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大城城墙和城壕主要是被春秋时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的，可以看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和城壕在春秋时期被破坏的较为严重。

　　在2004年的发掘中，我们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其他时期遗存在遗址中，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较少，遗迹有灰坑，遗物有陶器、骨器等。

　　二里岗文化遗存发现较多，遗迹有灰坑、墓葬、房基、路土，以及人头骨器皿堆积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牙器等。殷墟文化遗存发现不多，遗迹有灰坑，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春秋文化遗存在遗址中普遍可见，遗迹有灰坑、墓葬、水井、陶窑和灶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铜器。汉代文化遗存不多，遗迹有灰坑和墓葬，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唐代遗存可见，遗迹有灰坑和墓葬，遗物有陶器、瓷器和铜器。宋元明文化的遗存普遍可以见到，遗迹有灰坑、灰沟等，遗物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

　　三、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的意义

　　通过2002年～2005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初步认识到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和性质

　　王城岗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新测的王城岗二期的14C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此)，WT157奠6为2132—2082BC，WT179奠8为2128—2084BC，若取其中间数值，前者为2107BC，后者为2106BC，由此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世纪。这2个14C年代值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王城岗三期WT31H92的14C数据为2090—2030BC，取其中间数值为2060BC，即公元前21世纪;王城岗四期WT124H536的14C数据为2038—1998BC，取其中间数值为2018BC，亦为公元前21世纪;王城岗五期WT107H233的14C数据为2030—1965BC，取其中间数值为1997BC，即公元前20世纪[7]。王城岗三期至五期的几个14C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

　　关于王城岗大城的年代，我们初步将其定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但其确切的年代应属王城岗分期中的那一期?尚待对所有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后确定。

　　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岗大城与小城有着某种联系，从这两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岗小城位于王城岗大城的东北部;从两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方向大体一致。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通向五渡河和其西城壕通向颍河的布局，这种以人工护城壕与自然河流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与新密古城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壕向西通溱水，其东城壕向南通一无名河，有异曲同工之处[8]。若将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城墙夯土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夯土城墙都是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而且夯土层的厚度和夯窝的特征也基本相同。夯土墙的夯层之间都有细沙相隔，且夯窝较明显，在夯土中都发现有河卵石，可见其夯土墙都是用河卵石类夯具夯打而成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包含物都表明其年代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两者间的关系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就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看，王城岗小城的西城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的规模可能与西城相似。如此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小城址，难怪有学者对发掘者的“禹都阳城”说提出异议[9]。尽管如此，学界依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对王城岗的性质进行了讨论。以安金槐先生为代表的发掘者提出：“王城岗城堡有可能是夏代的重要建筑遗存。”[10]安金槐先生认为：“登封告成镇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夏代阳城遗址。”[11]林沄先生指出：“而王城岗古城所保护的可能只是中心邑之中的一群重要的祭祀建筑(城内只发现夯土基址和祭祀坑)。……这样的中心邑，便具备‘都’的雏形，是形成国的核心。”[12]严文明先生指出：“王城岗则发现有用多人奠基的情况，应也是宫殿或宗庙一类礼制性建筑的遗迹。”[13]有学者认为王城岗“种种迹象表明，城内居民的成分已较为复杂，有了较大的阶层分化，已形成多层次的社会结构。”[14]也有学者认为：“从内涵和居民结构分析结果来看，平粮台、王城岗、古城寨城址已具有早期城市的性质。”[15]以上诸位学者的认识，可以说对王城岗遗址的新发现的认识有重要的启示。

　　我们认为在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与其共存的祭祀坑、玉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都说明王城岗遗址应为嵩山东南麓、颍河上中游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会有新的认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二)王城岗遗址对夏文化研究的价值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已经有50多年了，若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的调查算起也已有40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于1975年开始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至今已有30年，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2002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考古工作。上述的几次工作大体反映出我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可以说是40多年来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在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三)王城岗城址毁于洪水说与夏文化起始年

　　有关王城岗城址的废弃原因，在1983年发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即提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东城的大部分是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16]。有学者曾就王城岗城堡毁因作了专门的讨论，认为其“毁于战争说”、“未建成废弃说”和“毁于洪水说”的三种说法中以最后一说比较可信，并指出王城岗东城是被五渡河冲毁，而王城岗西城是被西北来的山洪冲毁的。同时认为：“王城岗城堡毁于洪水的考古发现，也符合我国文献中尧、舜、禹时期有关发生洪水的传说记载。”[17]这应该是考古学者较早对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发生洪水的相关遗迹的关注。

　　1991年，俞伟超先生在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提出：“2000年来的史学记录，则明确说到尧、舜之时是‘鸿水滔天’，‘下民起忧’、‘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鲧治水，但‘鲧之治水无状’。其后，则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于是太平治’(皆见《史记•夏本记》)。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18]由于俞伟超先生对距今4000年前后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认识，方使学术界对这次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稽之谈的洪水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证据。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城址，发掘者认为龙山文化城址毁于洪水，根据文化面貌和地层关系的分析，这次洪水应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原来的龙山文化城墙是被洪水冲毁的，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修复[19]。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穿过遗址东部的古河道，地层关系表明古河道形成于龙山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通过沉积剖面的观察和堆积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积中发现了泛洪沉积，具有河流泛滥时期水流紊乱多变的动力特征，应是洪水所致[20]。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14C测年为公元前2107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与洪水事件有关的证据，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关系，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对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21]

　　注释

　　[1]徐旭生：《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592～600页。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资料。

　　[5]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报告》，1999年。

　　[6][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79页。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2期。

　　[9]A、林寿晋：《王城岗城址非夏代遗存》，《新亚学术集刊》1983年4期。25～28页。

　　B、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1984年2期。63～66、54页。

　　C、许顺湛：《登封王城岗小城堡质疑》，《中州学刊》1984年4期。125页。

　　[10]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8~20页。

　　B、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周文化考古的收获——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而作》，《文物》1983年3期。

　　[11]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7页。

　　[12]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6期。又见：《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5～99页。

　　[13]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见《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148～174页。

　　[14]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5]钱耀鹏：《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1期。29～39页。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14页。

　　[17]董琦;《王城岗城堡毁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32～35、68页。

　　[18][21]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见：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9～11页。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379～383页。

　　[20]夏正楷等：《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第33卷第9期。881～888页。

　　2009年3月23日邮件发《大禹与嵩山》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