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长。

　　会稽山麓的大禹陵，从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祭禹算起，至少有2 000多年的历史。治水先祖大禹所终之地何以在远离华夏部族发祥地的中原?大禹治水是古史时代的传说，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传说往往夹杂彼时或其后历史事件的累积，以及追记者的历史解读。大禹陵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历史印迹，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距今7 000年左右，在杭州湾以东滨海平原上的古越人已经拥有发达的稻作农业。河姆渡文明消失在大规模的海侵中。距今3 000年至4 000年间，正是远古史的传说时代，大洪水是当时中国不同部族的共同遭遇，在大禹治水同时期，东南沿海也有旷世洪水下的古越民族灾难。

　　古史的传说时代同样有古越人文明更替的历程。当海侵的洪水吞噬平原上越族部落家园时，古越人向浙东西部和东部会稽山、虞山、四明山山丘区迁徙。海退后，顽强的越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走出灾难的困境，开始了新的文明。

　　浙东沿海地区海退结束的时间发生在距今4 000年前后，与华夏部族治水的年代基本同期。黄淮海平原与浙东平原的治水活动正好契合了华夏与古越文明更替的进程。成书于东汉(公元25—220年)的《越绝书》记载了夏商至战国初期的古越历史，称大禹曾两次来越会诸侯，爵封功臣，最后葬于茅山。茅山因大禹的行迹而更名会稽山。春秋战国时期浙东地区大多古越人还在逐禽兽以给食，只有丘陵区有少数越人事农耕。海退后的浙东平原在咸潮往返的濡沼之地上经过开沟排水，逐渐成为可生长植物甚至可耕种的土地。此后越人或是来自中原的人将这一改变归为大禹治水后“地平天成”的功绩，遂将勾践附会为禹的后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称大禹东巡至会稽驾崩，葬于会稽山，勾践受封会稽为越王，以岁时祭祀禹。

　　有文字记载的越人部族兴修水利始于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6年，勾践立国为第一代越王，越国都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在他统治下，越国水利建设成就卓著。公元前490年越国营建山阴城，次年大城建成。浙东平原江河大多为南北流向，为了打通山阴东西向的交通，勾践开山阴水道以及吴塘、富中大塘、练塘等水利工程。这些大塘以堤为主，位于山原相接的山麓地带，抵挡咸潮，拦截溪流，形成带状水域。大塘经过整治，构成了以山阴为中心的东西南北相通的水路，是为后来浙东运河的前身。越王勾践立国以来，大兴水利，发展农耕，使越国跻身诸侯强国之列。公元前474年越灭吴国，随即勾践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企图问鼎中原。遗留在越国故土的越族部分南徙。公元前356年，越为楚所灭。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置会稽郡，郡治在吴，是吴国故都(今江苏苏州)所在。秦会稽郡辖春秋吴、越故地，直到东汉中期，吴郡从会稽郡析出，郡治移至山阴县(今浙江绍兴)，领浙东十五县。自勾践徙越人北上后，浙东平原沉寂了500多年。直至东汉中期中央政府对越的经营才真正开始。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守马臻修鉴湖，浙东平原水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逐渐成为东南经济中心。

　　越国与中原诸侯国首先发生联系是在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时代(公元前496—前464年)。自春秋末年勾践据有浙东经营越国起，到秦统一六国后的始皇东巡，再至东汉会稽郡守马臻治越，以治水活动根植大一统的文化意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今天浙东地区留下了许多舜、禹二帝的传说或神话的遗迹。据不完全统计，浙东地区分布有传说中的禹迹200余处。今绍兴县柯桥镇有禹会村，相传是大禹会诸侯之处。禹会诸侯于会稽，防风氏没有如约而至，禹诛防风氏以为戒鉴。绍兴县的型塘乡被认为是禹杀防风氏的地方。传说中的防风氏身长三丈，刑者不及其颈，筑高台以行刑，其地因名“刑塘”，后改称“型塘”。上虞县东北夏盖山麓有禹峰乡，号称大禹治水曾经驻跸于此。嵊州的禹溪村，传说是大禹治水的遗迹。这里原是沼泽，大禹在此开沟排水，“了溪”因而得名，后来这里形成村落，名“禹溪”。绍兴县禹陵乡有涂山村，是禹娶妻涂山氏的地方。绍兴县城东南的禹陵乡，是大禹死后的安葬之地，后绍兴官民以此山为神山。相传有神鸟春来为陵拔草，秋至啄去污秽，因此古代地方政府有深山严禁捕鸟的规定。这些遗迹及其故事与华夏、淮夷部族留在山东、安徽、河南的所谓禹迹大多一一相应。传说的雷同不是巧合，而是以治水兼并天下的历史。

　　距今4 000年前大禹以治水为号召，率华夏部落联盟兼并诸夷蛮，治水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九州为最早的国家地理架构，这是夏之为中国开始。后世谓大禹治水所经为“禹迹”，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战国秦汉间，禹迹先是以江、淮、河、济“四渎”险峻之处命名，如长江三峡，淮河涂山峡，黄河积石山、三门峡，济水源出的王屋山。魏晋南北朝之际，则随中原移民南迁，更多的禹遗表现为更多样的形式，如禹穴、禹石、禹陵出现于士族迁徙的目的地。宋元、明清之交，王朝更替动乱带来的移民大潮，又有更多的大禹庙出现在移民聚集兴起的村落、城镇中。

　　治水活动根植了中国一统国家的文化基因，自夏以来中国的历史不曾中断。崇拜大禹不仅是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成为战乱后从庙堂到民间凝聚力量的纽带，成为恢复农耕、重修水利国策的落脚点。自汉代以降，大禹陵成为国家礼制祀禹所在，奉中华先祖禹以祭祀，两千年来不曾中断。会稽山先是指为禹穴所在，后其地修陵建庙。以会稽山之灵秀、庙宇之宏壮，大禹陵终为后世缅想前勋、共同崇仰之地，至于是否为禹的终了之地已不重要。

　　1934年，李仪祉先生率中国水利工程学会诸成员祭祀大禹于陵前。李仪祉先生后作《会稽大禹庙碑记》，记曰：“思天下大业，非一二人所可为力，必众擎乃易举。而此所谓众者，必有一致之目的，一贯之精神。群策群力，申于一涂，乃可有济。”其时，值黄河决溢于豫，苏浙遭遇大旱，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夜。李仪祉先生以大禹治水为号召，呼吁凝聚民族力量，共同面对自然灾害、抗击外敌侵略。民族团结、文化认同，这就是大禹陵屹立于会稽山麓、越之故地深远且厚重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