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禹 导 河 源 流 正 

常松木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立国始祖、治水英雄，同时也是中华道统圣贤、兴农先师。大禹一生主要功绩是治水与立国，康熙、乾隆曾分别撰联称赞大禹：“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这两副对联概括了大禹治理四渎、绩奠九州的功绩，彰显了大禹为夏代第一位帝王的历史地位。

大禹治水，一是尊重规律，疏堵结合。《孟子》：“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顺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二是大公无私，敬业奉献。治水十三年，抛家舍子，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 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尚书·益稷》：“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是不畏困苦，率先垂范。《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四是尊重人才，任贤使能。大禹治水时，重用伯益、后稷、大章、竖亥等人。《史记·夏本纪》：“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五是珍惜寸阴，争分夺秒。《大禹本纪》：“不重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大禹劈九山，疏九河，通九道，披九泽，终致治水成功，地平天成，如《尚书·大禹谟》所言“蒸民乃粒，万邦作乂”，老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大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舜禅让于禹，十七年后，舜崩，禹避商均于阳城。《吴越春秋· 越王无余外传》载：“万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状若惊鸟扬天，骇鱼入渊，昼歌夜吟，登高号呼，曰：‘禹弃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史记·夏本纪》亦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大禹治理国家，以民为本，五音听治，戒酒防微，闻善则拜，允执厥中，政治清明，故得以“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尤其是“以民为本”和“允执厥中”对后世影响很大。《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大禹这种以民为本思想是后世民本思想的滥觞。《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尧、舜、禹一脉相传的政治理念，被称为虞廷十六字，今又称为中华心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被后世奉为圭臬。

大禹文化研究从20世纪以来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主要围绕“大禹是人还是神”、“大禹是否一条虫”而论争。二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主要围绕“大禹治水是否真实的存在”、“大禹故里在哪里”等问题而论述。三是2010年以来，大禹文化研究主要转向为大禹精神、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浙江绍兴、河南登封、四川北川等为代表的禹迹地成立了不少大禹文化研究机构，举办了多次大禹文化研讨会，出版了诸多大禹文化研究论文集和专著，使大禹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使其由地域文化而上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克义先生的《大禹导河积石》是大禹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全书共由大禹生平， 禹夏与马家窑、齐家文化，大禹治水，大禹导河积石，大禹祭祀与大禹精神，历代大禹导河积石诗文，附录等七部分组成。董先生依据丰富的地方志资料、考古资料、碑铭资料、神话传说、诗文等，不仅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大禹导河积石的事迹，还注重论述了大禹导河积石的背景、方法、过程以及大禹导河积石的精神和对大禹的祭祀等。尤为可贵的是董先生还梳理史籍、地方志和研究成果，对全国各地关于大禹出生、娶妻、生子、治水、立国、陵墓、祭祀等的史籍记载、遗迹等作了全景式的介绍，并选录了《大禹谟》《禹贡》《夏本纪》等古代文献4篇，古籍中的大禹神话10篇，全国各地大禹神话传说19篇，使我们对全国大禹文化有了基本了解，这跳脱了某些地方文化学者“唯我独尊”及“排他性”的窠臼。董先生这种如大禹九州一家、心怀天下的气度令人敬佩。董先生还选录了50余首历代文人关于大禹导河积石的诗文，积石山禹王庙碑记4篇，积石山周边大禹导河神话传说9篇，加深了人们对积石山厚重文化积淀的印象。

《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浮于积石，至于龙门。”《史记·夏本纪》载：“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汉书·沟洫志》载：“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门不入……唯是为务，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至于大伾”。《山海经·西山经》载：“曰轩辕之邱……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海外北经》载：“鄧林。禹所导积石之山在其东。” 清粱份《秦边记略》载：“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也。”这些记载，都说明大禹治水和积石山的关系十分密切，说明大禹治水是从黄河上游积石山开始的，积石山已成为大禹治水的重要文化地标。

积石山县所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原名河州。传说尧舜时“三苗作乱”，舜把三苗与共工、欢兜、鲧称为“四凶”，《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尧典》亦载：“流共工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三危”在何地？《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张揖曰：“三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水经注》引《山海经》云：“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广圆百里，在鸟鼠西。”由此可见，三危应在以古河州（今甘肃临夏）为中心的甘肃、青海的洮河、湟水、黄河流域即河湟一带。羌族属三苗后裔，《后汉书》载：“西羌之本出三苗,姜姓之别也……徙之三危。河关，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临夏州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马志勇认为：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的广大地区，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逐渐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羌族大多被同化，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大禹是羌人，《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大禹是夏部族的首领，建立了夏王朝，因此，以古河州为中心的河湟一带流传有许多大禹治水的传说、遗迹、地名等，甚而还有彩陶被称为夏陶、绵羊被称为夏羊的说法。

近年来，临夏州的一些学者，如临夏州地方志专家马志勇和董克义先生等，根据《史记》“禹兴于西羌”、《禹贡》“导河积石”、《帝王世纪》“禹生石纽”，《晋书·地道记》“大夏县有禹庙，禹所出也”的记载，广河县大夏水、大夏城、大夏川，和政县“金纽”遗迹，以及积石山县流传的禹凿积石峡、临夏市流传的禹凿泄湖峡的传说及衍生的遗迹、地名，得出了“今积石、临夏、广河故地，是大禹的故乡”，“大禹出生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是大禹的故乡”的结论。此一结论又与因喇家遗址而兴起的青海民和县大禹故里说相呼应。大禹故里，全国各地有多种说法，可归纳为西羌说、中原说、东夷说，而甘肃临夏说、青海民和说与四川北川说、汶川说共同撑起了西羌说的文化大厦。河南登封说是大禹故里中原说的主流观点，山东宁阳说则是东夷说的代表。大禹故里登封至今还流传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民谣：“一过家门听骂声，二过家门听笑声，三过家门捎口讯，治平洪水转家中。”有祖大家拜，各说并存，既互不否定，又要互相交流，是主张大禹故里、大禹出生地的地方学者应秉持的态度。在某些地方以孙悟空故里、西门庆故里、潘金莲故里为荣的今天，出现诸多大禹故里本无可厚非，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一个地方文化自信的折射。而有些人总爱把大禹故里学术研究归结于一些地方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殊不知在尚未文化自觉的地区，地方文化研究者也是曲高和寡，多为文化自娱而已。

参加浙江绍兴、四川北川、河南登封举办的大禹文化研讨时，有识之志们屡次提出构建大禹学或大禹文化学，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已出版《大禹文化学概论》，其大禹文化研究所所长周幼涛先生还将两次大禹文化研讨会论文编为两辑《中国禹学》出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正在编辑浙江省级教材《大禹文化通论》，笔者有幸忝列编者之一。“禹学”已从越秀外国语学院起步，正昂首走向九州大地，相信在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和各禹迹地的大禹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使“禹学”这座承载华夏历史文明的文化大厦美轮美奂，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禹学”这座大厦需要“雍州”这根顶梁柱，而董克义先生的《大禹导河积石》堪称“雍州”的柱础。

积石山和中岳嵩山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大禹导河积石，而中岳嵩山是禹贡名山、帝禹圣山，古称崇山、外方山、嵩高山，其主体太室山和少室山即因大禹和其两位夫人分别居住于其下而得名。另外，清代登封举人张尔储康熙十六年（1676）至十九年（1679）曾任临洮府河州知州，理应写有咏河州风物的诗篇。陆游《读宛陵先生诗》：“欧尹追还六籍醇,先生诗律擅雄浑。导河积石源流正,维岳嵩高气象尊。玉磬漻漻非俗好,霜松郁郁有春温。向来不道无讥评,敢保诸人未及门。”后从此诗中化出“导河积石源流远，嵩高惟岳气象尊”一联，此联是积石山和中岳嵩山关系很好的总结，一者矗立于黄河上游，一者屹立于黄河中下游交界处南岸，溯源远上积石山，领略正气嵩高山，而正是大禹这位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将这两座大山有机联结了在一起。

董克义先生现为中国民协会员、中国民协“花儿”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民俗学会理事、临夏州民协主席等，长期致力于地方志、地域文化和“花儿”研究，或主编或编著出版有《积石山县志》《积石山史话》《甘肃保安族史话》《积石山民间传说集》《积石山爱情“花儿”二000首》《河州爱情花儿对唱》《积石山秧歌与财宝神文化》等近20部著作，可谓硕果累累。2014年8月，笔者曾应邀参加甘肃渭源举办的首届大禹公祭大典，之后遂赴广河、积石山、民和、湟源等地考察大禹文化遗迹，在积石山受到了董克义先生的热情接待，并相赠《积石山史话》等书籍，至今仍记忆犹新。2017年，河南登封举办中国登封国际大禹文化研讨会，董克义先生应邀到会，并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祭禹典礼上需要敬献四渎圣水，决定从“导河积石”之积石峡取黄河圣水，甫一请求，董克义先生爽快答应并把黄河圣水千里迢迢带到登封。因大禹文化使笔者有缘与董克义先生认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董先生发来《大禹导河积石》书稿，让笔者作序，笔者诚惶诚恐，但董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丰硕的研究成果，令我感佩，遂不揣浅陋而答应下来。谨以上述之赘语，祝贺董先生大作的问世。

作者简介：常松木，河南登封人，《嵩山风》执行主编。中国先秦史学会夏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郑州市民协副主席、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禹神话传说代表性传承人。与中国大禹文化之乡、登封是大禹故里故都、徐霞客游线标志地认证等申报工作和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文本和世界人类与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申遗文本撰写。作品《大禹与嵩山》获郑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登封大禹神话传说》《登封民俗志》获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