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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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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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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

  • 分类:大禹文化百家谈
  • 作者:朱渊清
  • 来源:
  • 发布时间:2015-07-1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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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作者系上海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副教授)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7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

【概要描述】  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作者系上海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副教授)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7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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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朱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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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作者系上海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副教授)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7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本文试图以影响极大地大禹研究为个案,对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方法作一批评。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禹是上帝派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并根据同样的资料《诗经》中《閟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等篇指出,按照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就都应该是神不是人了[5]。刘还事实指出了顾先生这里存在的“默证”的问题,“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因用不到牵入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将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牵入诗去,我们遂得说《生民》作者那时也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
  
  柳诒征先生更是对顾先生用《说文解字》象形来揣测禹是条虫大为不满,批评顾先生不懂《说文解字》宜例[6]。连最疑古的钱玄同对顾先生对大禹的研究也不敢赞同,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先生据《说文》云‘从’,而想到‘’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7]
  
  在众多证据确凿的反驳面前,在大禹问题上,顾先生只能很快承认自己研究的某些失误,“我原以为《楚词》上说‘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觉得还不能算做理由。”[8]并不得不马上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9]但顾先生还是坚持大禹是神话人物,禹是神,大禹治水是神话故事。《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篇长文对禹作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10]“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11]“禹为社”,“《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我信西周初期的诗只有《周颂》),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12]“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13]在《论禹治水故事书》中又说:“甲地的洪水与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两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传所及,会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14]“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15]
  
  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在此后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巨大,《古史辨》第二册中就收入了当时的不少批评文字,其中一些对顾先生研究方法的批评颇中肯綮。王志刚先生以为“顾颉刚等且疑及神禹为古之怪兽,直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16]张荫麟先生批评“顾氏文中涉及尧舜禹事迹者”[17],“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18],“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19]。傅斯年先生指出“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20]以后再次指出“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21]
  
  距第一册出版四年以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22]
  
  顾先生研究大禹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他早期众多古史研究同样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顾先生并没有放弃。事实上,顾先生心中连“禹为动物”这个基本判断也并没有真正放弃。五十年代顾先生还在思考禹的神性,据研究,五十年代初期,顾先生在笔记中还在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23]
  
  问题倒并不在于顾先生是坚持或是放弃了“禹为动物”这一说,而在于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当时一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个问题”,而顾先生当时放弃“枝叶”保“本干”的解脱似乎也太过轻松。


  二


  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疑古辨伪,一是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这两点不仅是顾先生对古史的基本态度;而且前者与后者相互联系,还直接构成顾先生处理资料研究古史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对自己古史研究的特点的形成有很清晰的认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顾先生写了感情丰富的长篇《自序》,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经历和学术思想作了回顾。可以看出,在研究上古史并提出古史层累理论之前,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做过前人疑古思潮的学术史整理工作。顾先生从小就对“历史的系统”有兴趣,“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晰的叙述。”[24]16岁时读《尚书》开始真正对古书和古史产生怀疑[25],以后先后受章太炎[26]、康有为[27]影响,对照出古文经、今文经各自的不足,愈加强化了疑古思想,“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28]。1915年顾先生做了《清代著述考》[29]。到北大后,在胡适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姚际恒[30]、崔东壁[31],并发起编辑《辨伪丛刊》[32]。另一个方向是做过民俗学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顾先生对于民俗学的浓厚兴趣也是幼年就培养的[33],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34]。到北大后,沉迷戏剧而变成戏迷[35],还经常从戏中产生一些民俗学的心得[36]。1918年,顾先生响应刘复等号召搜集歌谣[37],又因胡适研究《水浒》故事的影响,以为“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办法。”[38]
  
  顾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可以说就是疑古辨伪。
  
  顾先生的疑古精神大胆勇猛。在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后,顾先生“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当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39]1914年,“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瞭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为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40]在标点姚际恒《伪书考》时,“古今来伪造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41]读崔东壁,“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42]顾先生疑古的大胆,使他常敢说“预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这一类的话[43]。
  
  顾先生因为疑古而开始辨伪,由一种读书的态度而终于进入到实在的学术研究工作。读了姚际恒、崔东壁等清人以及宋人郑樵等的辨伪著作后,顾先生的疑古更彻底了。1921年,顾先生在“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郑樵的事实。”[44],结果“竟发现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再看清代人的考证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考证的开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45]“因为辑集《诗辨妄》,所以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了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和《诗经》本文。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诗经》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46]对于此时的顾先生言,“辨伪”就等于是“攻倒”、“推翻”,意味着彻底的破坏。
  
  顾先生从事古史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前人辨伪书工作的继续。在《古史辨》第一册初编之时,钱玄同就曾认为此书题名不合适,但顾先生未作改动,在致钱氏信中说:“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1925.9.18)”[47]胡适先生在介绍《古史辨》时这样说:“因为这个原故(指标点《古今伪书考》),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画。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48]
  
  顾先生认定自己辨伪书之目的在于古史。“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49]具体地,顾先生还为自己订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也就是作《伪史源》、《伪史例》、《伪史对鞫》[50]。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先生多次谈到辨伪书和辨伪史,明确道出自己的研究路径是通过辨伪书来辨伪史。“我能做的辨伪事情不过两种:(1)考书籍的源流,(2)考史事的真伪。但最要紧的事乃是‘考书里的文法’;这件事如果能够弄清楚了,那么,‘书的真伪’和‘作伪的时代’便不难随看随剖析了。”[51]“这《辨伪丛刊》分为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52]“从前常以战国横议,趁口乱道古事,造成了许多‘伪事’;现在想想,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事’,而且已在著作‘伪书’了。”[53]我很想把古史分析开来,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记事以着书之时代为次,看他如何渐渐的转变,如何渐渐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记了,使得作伪之迹无可遁形。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54]“他(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55]
  
  至于具体如何辨伪,如何由辨伪书“引渡”到辨伪史,顾先生在姚际恒、崔东壁之外,有了自己的大发明,这个发明就是他从看戏和民俗学研究中得来的经验。顾先生回忆自己在北大荒废课业沉迷看戏后的这宗意外收获说:“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辩论古史而明白承受。)”[56]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用简明的语言道出了他由看戏悟出的辨伪研究古史的具体方法:“我们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57]。这一方法顾先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我自己就性之所近,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原因。”[58]“(1)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2)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是我个人研究古史愿意担任的工作。”[59]对于自己的学问上的这一大收获,顾先生非常自信,在给钱玄同、柳诒征、李玄伯等先生的信中反复宣扬。“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60]“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61]“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62]“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63]“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不立一真,惟穷流变’。”[64]
  
  不求历史真相而重故事变化,顾先生追求的原来不是特定的这个历史事实,而是后世关于这个“历史事实”的叙述的流变。由此我们明白顾先生对于姚际恒、崔东壁的不满。清代的这些辨伪书者尊重经书,相信经书较其他书的特别可信;他们有六经皆史的基本认知,认为经书所记载的史实的可靠。但在顾先生的眼中,“无论哪种高文典策”记载的古史都只当是故事看待。
  
  顾先生并没有严格区分神话、传说、故事,但这些内容都可以说是民俗(folklore),与历史相区别。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遗迹留存成为史料。档案、史书等文献资料记录了历史的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历史研究通过史料研究追求史实的真相。史书以其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成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史书虽然也是叙述,但和故事完全不一样,是历史真实的客观纪录。
  
  根据柳田国男的区分,历史在被用文字记录下之前,和传说一样全凭人的记忆,口耳相传。“当时的人也没有把传说与历史分别开来,区别对待”,“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史实抑或是传说,都是祖辈们遗留下来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所历,理应同等对待而无须区别。”[65]到了要用文字记载的年代,“人们非常审慎地甄别了浩瀚的材料,取舍严格,没有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写进去”,记载“确属于前人十分重要的实历,而又无可置疑者”,“凡是经过后人明显修改的,都一律舍掉不予记载。”[66]口头流传的传说则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和历史远离,“不仅没有固定的叙述形式,而且它还越传越神,不断加码”,而与历史区别开来。[67]
  
  至于故事,则从根本上就完全没有可信性[68],故事的基本成分是普罗普说的功能[69]、邓迪斯说的母题[70]或者通常说的情节。正如普罗普所说,故事中“人物的功能是恒定不变的内容,而其余的部分都是可以变化的。”[71]故事流传除了母题(或功能、情节)外,其他任何内容都变动不居,变动不居的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相互消解,这就显示了“民间故事的双重特征:它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又是统一样态的,千篇一律。”[72]
  
  顾颉刚先生把古史看成是故事,古书所记录的古史就完全不被视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从研究的初始已经被彻底否认。顾先生把不同来源的古史资料内容按照故事的情节合成编排,并标志以记录这些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历史也就只能是层累伪造。另一方面,不同来源资料记录的古史内容作为故事流传的不同版本自然可做互相消解,以记录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来解释这种情形,古书也就全都成了伪书。连钱穆先生晚年都惊叹:“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73]由辨伪书再“引渡”回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辨伪,顾先生的疑古就必然走向对古史的全部推翻。“古人心中原无史实与神话的区别;到了汉以后始分了开来。”[74]“本来古代人对于真实的史迹反不及神话与传说的注意,所以古史中很多地方夹杂着这些话。”[75]


  三


  顾颉刚先生以故事来看待古书记载的古史,他的大禹研究就是这种辨伪疑古研究方法的应用。
  
  顾先生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首先缺乏依据。“禹”作为名号不能做“说文解字”式分析;对于天帝命禹这样的说法古人习用,《诗经》中“维嵩降神,生甫及申”就是例证;说禹治水敷土,非神力莫能为,是不明所以的猜测之词;至于说禹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76],更完全没有证明力。顾先生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所以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是顾先生先验的认识。
  
  顾先生根据他所认定的古书先后次序排队演绎古史内容,编出一部古人关于禹的造神史。“《周颂》三十一篇没有‘禹’的一字,那时人竟没有禹的伟大功绩的观念;一到穆王末年的《吕刑》,禹就出现了;到西周后期,社祀也举行了,《大、小雅》及《商、鲁颂》屡屡把禹提起,看得他在古史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了。这一点分别是何等显著!”[77]这里顾先生使用了中国古代两部经典文献《诗经》和《尚书》的资料。《诗经》、《尚书》性质不同、资料来源(包括汇编的《尚书》和《诗》内部的各篇章)也不同,因此,其一,独立来源的资料可以用来互相证真,但难于互相否证(除非另有大量旁证),傅斯年先生所谓“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78]。其二,独立来源资料必须独立进行分析,不可以用来互相演绎其中内容的先后变化。在这里顾先生不但无限度使用默证,而且完全采用了梳理传说故事传播流变的方式来处理经典文献资料,把独立来源的文献资料看成了故事流变的不同版本。
  
  至于大禹治水,顾先生“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79]“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80]顾先生对古史“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81],“不立一真,惟穷流变”[82],不顾历史真实的存在;认为“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83],也不相信存在有关于真实历史的纪录。顾先生认为晚近的古书关于历史史实的记载都是伪造的,《孟子》、《禹贡》都是战国时代的古书,所以它们记载的古史必定都是伪造。“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84]实际上,历史记载的时间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历史研究追寻的是过去事实的真相,不能简单以晚书或伪书托词。辨伪以存真为目的,因此是其有限度的,决不是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彻底破坏、推翻。


  四


  顾先生所从事的上古史研究有其非比寻常的特殊性,这就在于其资料的“茫昧无稽”。上古史尤其是夏代史的“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85],“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唯一的材料呢。”[86]这一情形,陆懋德先生对顾颉刚先生的批评文字中也有比较平直的说明:“顾君就此点与其友人刘藜掞、胡堇人二君往返辨论,凡数万言,可谓极诙诡之能事矣。余独惜其至终未有结论,此皆因两方面所根据之材料均不出故纸堆中之旧文字故也。夫禹为历史前的人物,自不待言,而诸君所据以为辨论之材料,如《商颂》,《论语》,《说文》,又皆东周以后之纪载,岂能得其结果乎?”[87]
  
  许多先生因为上古史料的这种困难而责难顾颉刚先生对考古资料的排斥,这种责难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理由是不公允的,尤其对传统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不习于使用考古新资料是可以理解的。完全限定在古文献范畴内同样可以进行古史研究。
  
  问题在于古史的文献资料吉光片羽,而又性质不一、来源复杂,因此,对文献资料处理需十分的谨慎,尤其是必须对古书的性质和古书的成书情况有非常深入的认识。
  
  记载禹的古书有《墨子》、《孟子》这样的子书(《孟子》宋代也被列入十三经),也有《诗经》、《楚辞》这样的诗歌,还有《尚书》、《左传》、《竹书纪年》这样的古史书,等等。
  
  《墨子》、《孟子》等子书中有大量关于禹的记载,这些资料固然可能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但也同样可能是当时的历史知识的记录。如果这些内容在其他各种书尤其是完全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内容不相背离,那么更为可能的是这项内容是当时的历史知识;但即便该内容完全不见于不同资料来源的他书,我们也不能简单论定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资料只能互相证真,很难互相否证,否证需要充分的旁证资料。诗歌中记载的情况同样如此。
  
  《诗经》、《尚书》这些是儒家的经书,它们是孔子教书的教材,甚至被认为是孔子编定,在传统社会的知识思想中五经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五经在长期的知识传承中反复被研究而没有被否定,对于五经中记载的内容我们应该有特别的重视。顾颉刚先生对《诗经》“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88],虽然宋代的朱熹、郑樵等人已有此做法,但这种大胆还是过于轻率。至于《尚书》,是上古档案文献的汇编,资料价值更是无可比拟。
  
  史书的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的特点无可替代。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极其谨慎规范,完全不可以自由无序的故事的传播相类比。正如胡堇人先生所指出:“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们因职务上关系,不能不尽法搜辑。况列国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决不能各国同时间对于某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货。”[89]因此史书记载的古史内容不能以史书的成书时间断限。史书记载的古史应该是研究古史的最基础的资料,是证明历史真实的最重要的证据。
  
  对于古书的体例和成书情况随着近年战国竹书的大量出土和整理研究,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和思考[90]。中国的经书和早期的子书基本上都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重新删订,很多就是写定于这个时期。写定于这个时期的古书是否有更早的来历,大规模删订的古书又是否忠实于文献的原貌,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古人并没有如同后世一样的明确著作权,古书的“作者”、“述者”还有“撰人”,时间可以拉得很长[91]。因此不能简单用“人”的年代和“书”的年代来判古书真伪。
  
  出土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也是用文字记录的包括档案、古书等在内的文献资料。档案文书的资料写定时间仔细分析起来也并不简单,夏含夷先生说,铜器铭文不是第一手资料,他根据《颂簋》铭文指出,第一手资料在朝廷的文件档案里,第二手资料是受命者受到得命册,铜器铭文则是第三手资料[92]。
  
  对于古书性质和古书成书的认识不足,使顾先生简单地以古书成书时间来判定古书真伪,并断定晚出的伪书记载的古史就是伪造的。禹治水的古史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古书多有记载禹治水之古史,如《山海经•海内经》:“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相关记载,《叔夷钟》:“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
  
  史官纪录的《尚书•禹贡》最为周致确切。《禹贡》首句是全篇总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概括《禹贡》旨意即曰:“禹别九州,随山濬水,任土作贡。”但在顾先生眼中,《禹贡》是战国时代之伪书,禹治水之古史是神话故事,“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93]。
  
  古人并不怀疑禹治水的内容,相信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资料。但已指出《禹贡》首尾两句是史官的“史辞”。《禹贡说断》卷1引张氏曰:“此一篇以为史官所记邪?而其间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
  
  最近新出的《公盨》首句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与《尚书•禹贡》和《书序》的说法几乎完全一样。《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充分证明“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确是周代史官关于古史载录的概说之辞。更考虑到《左传》所引《虞人之箴》的说法,我们可以肯定,周代史官系统早就有了关于禹治水的古史记载,“禹敷土”之说在周代史书中代相传承。从《公盨》、《禹贡》到《史记•夏本纪》,关于禹敷土的这几句话几无差别,由此亦可窥史官传承史书严谨之一斑。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顾先生关于战国伪造的《禹贡》无原始意义可寻的观点完全错误。


  五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94]在写第二册《自序》时,顾先生有了破坏与建设分工,用考古学来建设新古史的思想[95]。顾颉刚先生写《古史辨》第四册《自序》时,有了破坏与建设是一事之两面的新说法[96]。等到1935年顾先生与童书业合写《夏史三论》时,顾先生对自己的文献辨伪工作的自信到了极致,他断言夏史是传说,挖苦考古学不可能找出真实的证据,“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了用这样方法整理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97]
  
  也就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际,对于历史证据,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课程总论上开章明义:“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98]这也就是今日学术界艳称的地上、地下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所说的地下材料实际上还是文字资料,但不是传承而是考古出土的。实际上,由地层学、类型学支撑的考古学可以确定历史时间,并且考古出土人类历史活动的实物资料,因此狭义的考古学资料也同样可以真正被用作历史证据。
  
  证明历史事实,包括文字、档案、书籍文献等在内的文字证据之外[99],只要能确定其时间,并与历史事实或历史事实背景相关,考古、地理乃至于基本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质、天文、气候、生物等各种资料,理论上也都可以用作证明历史事实的证据,由于这些资料之间及其与文字资料之间互为异质,笔者称之为异质资料,被用来证明历史事实的异质资料称为异质证据。当然,以文献(尤其是史书)为主的文字证据与各种异质证据相互参证证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十分复杂困难,基本技术规范还需要建立。但无疑,谨慎处理的异质资料能够互相协同,协同的异质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共同用来证明历史事实。如果来自各种异质资料的证据独立得出的结论惊人指向一致,那么只能认为被证明的就是这个历史事实。
  
  上古史文献资料留存少,尤其是禹夏历史,文献资料“茫昧无稽”,有关夏史的历史纪录今天得见的只有周代及其以后的史书和各种其他性质文献中保存。因此,对于这些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的禹夏史实的证明非常困难,需要采用异质证据。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确定河南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以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为夏人的活动中心“夏墟”,并对豫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00]。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发现了大量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现在已经被认定全部属于夏文化,其中二里头一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880~前1730年之间[101]。许多文献上都有“禹都阳城”的记载,考古发现证明,禹都阳城即是登封县告成镇西的王城岗城址[102]。告成镇北曾经发现春秋战国时的期“阳城”遗址,在城内外发掘的许多战国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体陶文戳记,表明东周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14C测定年代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103],证明这里就是禹都阳城。
  
  考古证据之外,天文、地理、地质等资料中也都存在可以证明夏史的证据。
  
  我们举《禹贡》地理为例。据《禹贡》导河,黄河“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根据《伪孔传》、郑注、孔疏等研究,我们清楚黄河走向是至孟津、巩县、荥阳广武山[104],然后转折向北过降水,从河南辉县继续北上,从河北平原入海。但是,《禹贡》又说:“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荥波、孟豬与黄河又有什么关系呢?
  
  黄河下游的改道,在春秋战国以后有过许多次,此前当也如此[105]。黄河下游改道入海,造成历史时期海岸线依然一步步继续向海推移。通过对当地海岸和河口堆积的深入研究,可有助于研究黄河到此入海的历史。据笔者所知,早在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对渤海湾西部河口堆积和海岸线进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106]。八十年代,韩嘉谷先生利用贝壳堤、古文化遗址、地质和生物等资料,对《禹贡》下游河道进行了考察,明确论证古黄河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时间,证明《禹贡》河走河北平原入海的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时期[107]。此后,王青先生也多次撰文讨论黄河下游改道和大禹治水关系等问题[108]。
  
  黄河多次改道,交替注入渤海和黄海,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的成陆过程与黄河改道关系密切,而且其沿海贝壳堤的发育也取决于黄河的南北改道。当黄河经河北平原入海时,渤海湾西岸因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而迅速淤涨,海岸不断外伸,不利于贝壳堤的生长。当黄河改走苏北平原入海后,渤海湾西岸因泥沙供量不足,海水强烈侵蚀海岸,细粒泥沙被海水带走,贝壳等粗粒物受海水顶托便富集于海水高潮位,由此形成贝壳堤。黄河往返改道,交替注入黄海、渤海,就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留下了多道贝壳堤遗迹。现在已经探明,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发现的多道贝壳堤有着较清楚的时间序列,14C测定两地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基本上相互交叉,指明了黄河改道的大体时间。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正好和史书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时间相吻合。
  
  由此可知,禹夏时期,黄河正好有一次改道,在改道之前,黄河走的是南道,改道后走的是北道。《禹贡》导河部分记录的是黄河北道走向。《禹贡》:“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从荥泽至孟诸一线入海的河是黄河南流故道,这一线黄河在禹夏时当已近断流。大禹治水在这一线就进行阻水堙塞。大禹在荥泽阻水。《水经•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道元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水经注•济水》:“《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大禹还在今河南商丘东北的孟诸蓄水。朱鹤龄《禹贡长笺》卷7引黄度曰:“盖因窪下之势,导而行之,浅流覆被。”朱鹤龄曰:唐”注:“畜水曰陂。”
  
  战国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战国时的地理状况想象禹夏时期黄河南流故道的存在状况,所以顾颉刚先生说《禹贡》是战国人根据当时的地理伪造的话是错误的。


  六
 

  运用古书资料研究历史,王国维曾明确指出,“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的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09]王国维先生所谓“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笔者以为可作进一步理论推进,使其上升而成为一条关于历史证据的基本原则:即在不能确切证明某文献资料所揭示的史实为假的情况下(“谁立论谁举证”),该文献资料不能作为“假”进行推论。或可简称为“非假推定”原则。
  
  [1]许冠三先生曾经有顾颉刚先生“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认为顾先生的古史学在四十年代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笔者以为这是十分有见地的意见。本文讨论的是顾颉刚早年治学到《古史辨》七册编纂这一段时间中的古史研究方法。2004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上本文引起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会议期间,李学勤先生多次向笔者言及他所认识的晚年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笔者完全赞成李先生的观点,重视并高度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后期古史研究中实际态度和方法的变化以及由此取得的巨大成就。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1—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2。
  
  [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3。
  
  [5]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一册P83。
  
  [6]柳诒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以例》,《古史辨》第一册P217。
  
  [7]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69。
  
  [8]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6。
  
  [9]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8。
  
  [10]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11]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12]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4。
  
  [13]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14]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5]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6]王志刚《古史稽疑契子》,《古史辨》第二册p302。
  
  [17]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1。
  
  [18]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3。
  
  [19]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88。
  
  [20]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P11。
  
  [21]傅斯年《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二册P141。
  
  [22]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3。
  
  [23]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P6,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2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
  
  [2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4。
  
  [2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4。
  
  [2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6。
  
  [2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80。
  
  [2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9。
  
  [3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3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3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3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
  
  [3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3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3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2。
  
  [3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37。
  
  [3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0。
  
  [3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5。
  
  [4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35—p36。
  
  [4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4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43]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97。
  
  [4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4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7—p48。
  
  [4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8。
  
  [47]顾先生日记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p93。
  
  [48]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6。
  
  [4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
  
  [5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
  
  [51]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古史辨》第一册p26。
  
  [52]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p35。
  
  [53]顾颉刚《论孔子删述六经说及战国著作伪书书》,《古史辨》第一册p41。
  
  [54]顾颉刚《论尧舜伯夷书》,《古史辨》第一册p43。
  
  [55]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59。
  
  [5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5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5—p66。
  
  [58]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2。
  
  [59]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4。
  
  [60]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59—p60。
  
  [61]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0。
  
  [62]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23。
  
  [63]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64]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65]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6]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7]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8]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6,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9]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转引自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p3—p11,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70]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版,p294。
  
  [71]弗•普罗普《神奇故事的转化》,转引自刘守华《比较故事学》p39—p44,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72]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转引自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p3—p11,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73]钱穆《.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台湾《幼狮杂志》1980/12。
  
  [74]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计划》,《古史辨》第一册p215。
  
  [75]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4。
  
  [76]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77]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78]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P11。
  
  [79]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80]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81]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82]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8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5—p66。
  
  [84]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85]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98。
  
  [86]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4—5。
  
  [87]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p375。
  
  [8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8。
  
  [89]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古史辨》第一册p94。
  
  [90]参看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李学勤《新出简帛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谢师维扬《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谢维扬、朱渊清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1]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
  
  [92]Loewe&Shaughnessy:TheCambridgeHistoryofAncientChina,P299,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93]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9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0—p51。
  
  [95]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4—p5。
  
  [96]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自序》p18—p19。
  
  [97]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编p196。
  
  [98]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p2,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9]现当代的历史研究资料中,照片、录音、影像等声像资料已经成为资料大宗。
  
  [100]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11。
  
  [10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02]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3]《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4]关于广武山对于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的地理学意义,参看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测蚀》,《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
  
  [105]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06]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1962年第12期(总第76期)王颖《渤海湾西部贝壳堤与古海岸线问题》,《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社科版)》8卷3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1965年《考古》第2期(总第102期)。
  
  [107]韩嘉谷《论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古黄河》,《中国史研究》1982/3。
  
  [108]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中原文物》1993/4;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1996/2;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1。
  
  [109]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p2—p3,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出自:《中国大禹文化》期刊第七期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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