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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迁都四川论--三星堆文明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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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迁都四川论--三星堆文明的新解读

【概要描述】

夏王朝迁都四川论--三星堆文明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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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王朝迁都四川论--三星堆文明的新解读

郑贞富

前不久,笔者随南方丝绸之路考察团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参观,对三星堆文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既不是天外文明,也不是来自西方或土著文明,而是直接来源于中原的夏文明,是夏王朝迁都四川后创造的。


                          1、石破天惊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郊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属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由于其区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这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

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被发现,这两个共36立方米容积的土坑,盛装了800多件金、铜、玉、石、陶等造型独特、工艺精美的古代文物,显示出此地史前有着一个发达的文明。这些国宝重器的轰然显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在三星堆遗址已建成遗址公园和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集中收藏和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陶器、骨器等千余件珍贵文物。

2、三星堆的大误解

三星堆文化遗址和三星堆文明,并不是一个概念。三星堆文化遗址是跨度时间较长的一个重叠性遗址区,起源于公元前2800年,终结于公元前800年。遗址共分四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即从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是比中原任何一种新石器文化类型都要落后的新石器文化,发现了粗糙的陶器和石器。第三期是相当于商代早期至武丁时期,是突然出现的青铜文明,古城和两个大型祭祀坑为主要遗迹。第四期是商代晚期至公元前800年,这一时期是废墟期,即城市和人口突然消失。

但是,长期以来,很多人把三星堆文化遗址和三星堆文明混为一谈,认为公元前2800年三星堆文明就已产生,比夏商文明要早的多。实际上,三星堆文明是指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它与第一、二期没有继承关系,是商朝时期突然出现,又消亡的文明。

世界上有许多古代发达的文明,如金字塔、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文化等。由于这些文明中的高科技技术,无法用当地的生产力水平解释,故一直被视为“世界之谜”。三星堆文明,也正是这样的“世界之谜”。关于这一段辉煌的文明,没有文字记载,仿佛从天而降,又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又加上人们有意和无意的神化,于是“三星堆之谜”是误解重重、迷雾重重。

3、二里头和三星堆

二里头,洛阳东郊一个看似普通的村庄,这块土地上却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它是夏王期的都城斟鄩。

二里头遗址于1959年被发现,此后对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我国最早的都城遗址,自夏代第三个王太康开始建设,至夏代最后一个王夏桀,一直以此为王都。

由于没有建立二里头博物馆,二里头发现的大批国宝重器,并没有集中展示,它们分散在偃师商城博物馆等多处。假如我们对二里头文物有了全面的了解,再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就会现,很多文物不仅是相似,而且是一模一样。

大型嵌绿松石器是二里头和三星堆的代表性器物。绿松石镶铜兽面纹牌饰,二里头发现3件,呈上宽下窄,圆面束腰,弧面,整体呈盾牌状,两侧有圆鼻各二,表面用许多形状大小不同的绿松石片镶钳成,兽面纹,选料及制作很精,图像甚类。三星堆出土了三件,两者工艺相同,材质相同,构图相同。

二里头和三星堆都出土了众多的玉器,如玉璋、玉刀等,两者形状、工艺、材质也相同。至于铜戈、铜簇及青铜盛器,两者之间也无区别。

正因为如此,广汉学者白剑在《华夏神都--全方位揭谜三星堆文明》一书中写道:“三星堆器物虽然‘突然出现’在三星堆三期文化的遗址上,但在整个华夏文明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它们的前身和祖型都能在华夏文化遗址中找到。特别是能在中原找到它们的近祖文化,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从中原带入蜀地的。”

4、夏桀流亡于南巢

三星堆文明,是在夏朝灭亡后突然出现的,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历史联系呢?

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在位期间,商部落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下兴盛起来。成汤发动灭夏的战争,于公元前1600年打败夏桀,建立商朝。

但是,夏桀并未死,而是到了南巢。《尚书》:“成汤放桀于南巢。”《竹书纪年》《淮南子》《帝王世纪》等文献说,夏桀带妻妾主动逃至南巢之山,即巢山。

这个“巢山”在哪里呢?正是在四川,这从南宋陆游的诗中可以找到答案。陆游曾任成都府安抚使参议等闲职,在成都七年,写下了《剑南诗稿》和《天彭牡丹记》。在《剑南诗稿》中,有五首关于巢山的诗,即《巢山》二首和《山居》三首。《山居》诗曰:“平生杜宇最相知,遗我巢山一段奇。”杜宇,为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退而隐居西山。而陆游以杜宇自比,也在四川巢山修有山居。由于当时成都官员,都在天彭(今成都彭州)有山居别业,因此,陆游山居的巢山也应在这里,这里与广汉三星堆甚近。成都彭州至广汉一带,正是“成汤放桀于南巢”之地。

那么,夏桀真的是孤身一人或者带着几个妻妾去的吗?三星堆出土的国宝重器是他们带去的吗?

5、夏朝灭亡之真相

夏桀,名叫癸,“桀”(凶猛的意思)是他的谥号。要击败敌人,首先对其妖魔化。商汤灭夏前,在他的都城会盟了一批诸侯,指出夏桀的罪状有三条,即大兴徭役、重加盘剥、民众怨恨。

按照商汤的这种描述,夏桀应该众叛亲离。实际上并非如此,韦、顾、昆吾、尹国、葛国、有洛等部族一直是夏桀的忠实捍卫者,他最精锐的“九夷之师”是由来自九个少数民族的勇士所组成。夏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伊洛平原遇到了连续数年的大旱,河流干枯,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伊洛竭而夏亡”。 伊河和洛河枯竭,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足见干旱之严重。

商汤的谋略是逐步消灭忠于夏王朝的诸侯国。而《尚书》等文献记载的汤灭夏之鸣条之战,并非是夏桀的防御战,而是一场攻击战。商汤灭夏前的都城是山西南部的桓曲商城,这已为考古所证实。桓曲商城附近有景山,因此这个城被称为景亳。而鸣条之战的发生地就在景山附近。夏桀的攻击战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放弃都城斟鄩是一次主动撤退,或者把它称为一次迁都活动。

6、夏朝遗民大迁徙

夏桀除带走夏王族和华夏族的一些部族外,还有一批亲近部族,如九夷之族的蜀人和三苗等。

 九夷之族,活动于今豫东和山东半岛,这里面包括蜀人。“蜀”最早并非发祥于四川,而是源出于山东一带。在《左传》中,记载了位处东方的一个“蜀”字地名。晋代经学家杜预注称:“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许多学者据此认定,鲁国境内的这一“蜀”地,便是古蜀族人的发祥之所。

三苗是个庞大的部族,尧舜禹都与此发生过战争。夏桀之时,降服了三苗,夏桀的两个妃子就来自三苗的岷山氏,在夏商战争中,三苗成为夏朝的盟友。钱穆《古三苗疆域考》说:“古者三苗疆域,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黄河以南区域。”三苗迁到四川后,被称为羌人或西羌。故《后汉书》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

夏朝遗民迁徙到四川后,也将中原的一些山名带入蜀境。如汶山就是一例。《史记》上岷山皆作汶山,岷山就是汶山。地处今川、甘交界处的岷山,现已成为常识,然而洛阳附近也有汶山。《国语》说:“齐桓公伐楚,过汝河,望汶山。”钱穆说:“汶山,即岷山,在今鲁鲁山。”又如熊耳山,在洛阳南部,但是四川松潘也有熊耳山。洛阳的洛河,古称雒水,而三星堆旁的鸭子河,古名正是雒水。

7、宗庙礼器入四川

夏朝遗民迁徙中,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庙礼器。实际上,得知夏桀迁徙的消息后,商汤派兵进行了追击。《典宝》是《尚书》中的一篇,正文已无,今仅存序言。这篇序言说:“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获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三朡属于九夷之族,随夏桀南迁,被商兵追上,夺取了宝玉。古人认为用玉祭祀神祇,可以避免水旱灾害,故称玉为宝玉。可见,这批宝玉是宗庙礼器。

夺取一个部族的礼器,商汤非常兴奋,命令谊伯、仲伯这两人写了一篇《典宝》的文章,隆重记载此事。但是夏朝的宗庙礼器比三朡部族的更加珍贵,除九鼎外,其它的商汤并未获得,对其下落也未见文字记载,它们哪儿去了?

广汉学者白剑在他的著作中,否定了“三星堆青铜文明出于当地土著”的说法,他综合四川专家的考证和碳十四检测报告及文物简报情况,指出三星堆一二期文化非常原始落后,三期文化,突然涌现出大量的技术含量高于一二期数倍的陶器,“这些陶器与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说,在夏朝时的山东泰山周围出现了一个有缗氏部落。由于不满夏桀的暴政,有缗氏带着自己掌管的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就是三星堆著名的青铜器的来历。

但是,且不说夏朝时今山东的泰山有没有“泰山”之名,仅就夏朝祭祖祭天之地而言,其宗庙只有一处,在二里头。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是一个以中心殿堂为中心的,由四周城墙、廊房组成的祭祀性建筑群,即夏都宗庙。有缗氏在夏末叛乱,被夏桀剿灭,并未迁徙。因此,有缗氏偷盗泰山庙祖器并逃跑的过程,是不存在的。

但是,白剑提出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夏朝宗庙礼器,这个观点,笔者是认同的,它们正是由夏桀带领的夏遗民带去的。

8、千里迢迢迁都路

1986年以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重要的发现是,在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发现了城墙和宗庙性质的建筑。遗址上被称为“三星”的三个土丘,实际上是残城墙。

在发掘现场,笔者看到城墙是夯筑而成,工艺与二里头夯筑工艺相同。夯土很纯净,城墙是一次夯筑而成的。给合城内原来发现的祭祀坑,我们知道它是一座建于商初,废弃于商代晚期的都城。这正是文献记载的“南巢”,是夏朝遗民迁徙到四川后的都城,即“南巢古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朝在中原取代夏朝后,夏朝并未灭亡,而是迁都到了“南巢古城”。

那么,夏桀为什么迁都于此呢?因为这里是夏王朝“南土”的毗邻区。夏王朝的“南土”,指今天南阳、江汉平原、鄂西北一带。据不完全统计,南阳目前已发现夏文化遗址8处,鄂西北和江汉平原发现夏文化遗址15处。这些遗址的典型器物是玉器,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绿松石,正是来自十堰、襄阳。

从夏都斟鄩到成都的路线是,二里头南行,越普救关(今汝阳王坪乡),直抵江汉荆湘地区,然后溯江至成都平原。这正是后来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洛阳通掸国(缅甸境内古国)道的第一段。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如何从夏文化进行解读呢?

9、青铜神树与夏社

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品中,最醒目的是一株青铜神树,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展出的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

这株树,是桑树。对桑树崇拜是从炎黄时代直到夏代的共同现象。炎帝的桑妃来自以桑树为图腾的承桑氏部落,黄帝的正妃嫘祖发明了“养蚕取丝”,而尧舜的禅让是在桑林里进行的。在考古中,在河洛地区的青台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绸碎片,印证了经典文献的真实性。

成书于夏末的农书《夏小正》,是一部描写伊洛河流域农业情况的著作,其中有“三月摄桑,委扬”“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的记载。其意是指整理桑树,去掉其扬出的枝条,使其健康成长,并已开始育蚕。

夏代的社稷称夏社、桑社或桑林,在洛阳二里头。祭礼所用的乐舞,是《大夏》《桑林》。而桑社正是以青铜神桑树而得名。青铜太阳轮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是乐舞表演中的一种法器,代表太阳普照大地,桑树生长,赐民衣食。三星堆出土的铜兽首冠人像、顶尊侏儒像、纵目(眼球明显突出眼眶)人青铜面具等,都是乐舞表演的道具或表现乐舞场景的艺术品。

这几株青铜神桑树、青铜太阳轮、青铜面具等,就是夏代二里头夏社的原物。

10、青铜人像是“神主”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各种青铜人像50多个,包括人头像、大型青铜立人像。这些人头像、立人像,实际上都是夏代宗庙(洛阳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中的“神主”。

所谓“神主”,指宗庙中的前代国君的铸像。《左传》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意思是,一个城邑,有陈列前代国君铸像的宗庙是都城,没有的是一般城邑。汉代以后,“神主”用画像或书写先君名讳的牌位代替。

这些青铜人像是夏代历代国君及其祖先的“神主”。禹是夏王朝的建立者,他的父亲是鲧,鲧之父是颛顼,颛顼之父是昌意,昌意之父是黄帝。这些神主,面相有共同特点,有形状像河一样的眼睛,上下眼眶平而长,有像大海一样的嘴,非常宽阔。而这正是夏朝王族的形象,即《史记》说的大禹“河目海口”。

在四尊人头像上,贴有金箔,但它不是金面罩,是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脸上皮肤,说明这些“神主”的特殊身份。他们正是夏王朝的先祖,即黄帝、颛顼、昌意、鲧的“神主”

三星堆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米7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在国内出土的夏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他头顶花冠,河目海口,身躯瘦高,一袭长衫细布礼服,手臂和手粗大,两只手呈抱握状。

这个“东方巨人”正是大禹的“神主”。《论语》说:大禹“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乎沟洫。”意思是:禹不讲究衣服,却讲究礼服礼冠;不讲究宫室殿堂,却讲究沟洫水利。《说苑》说,大禹“衣裳细布”,意思是他的礼服是华贵的丝绸细布所做。而这些记载与这尊青铜立人像所表现的形象完全相同。该像的两只手呈抱握状,握的是什么呢?实际一只手握的治水用的耒耜,另一是呈抱握形的手势,是引导性动作。在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大禹的形象正是一手执耒耜,一手作手势,与这尊青铜像类似。

大禹的“神主”所握的耒耜,是包金箔的木耒耜。这个筒状的包金箔,与大禹的“神主”同时出土,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目前解读为金杖。但它并非金杖,而是木质耒耜的装饰,耒耜已经腐朽。

大禹的“神主”,身躯瘦高,这与文献记载的大禹身高相同。《竹书纪年》说,大禹高“九尺九寸”,而同时代的尧舜,身高分别是“七尺二寸”和“六尺一寸”。

11、斟鄩的青铜铸造

洛阳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斟鄩,有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才能够铸造出这些发现于三星堆的精美青铜礼器。

青铜器的铸造是夏代的一个重要手工业部门。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但发现了青铜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大型的冶铜、铸铜遗址,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冶铜手工作坊。

在冶铜手工作坊中,有冶铜时留下的铜渣和坩埚,以及铸铜用的陶范。在青铜器物的种类方面,有作工具用的铜凿、铜锛、铜椎。还有作兵器用的戚、戈,作酒器用的爵以及小件铜器铃、箭头、鱼钩等。 

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当时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青铜不同于质地较软的黄铜,它是一种铜、锡合金。制作这样的青铜器,从采矿、配料、冶炼到制造泥模,做成陶范,以及灌注铜液,制出成品,每一个过程都要有熟练的技巧。象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铜爵,是用四块以上的范,由合范法铸成的,其制造技术已相当复杂。

二里头发达的青铜文明,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经过两千多年的文明积累,逐渐形成的。中原目前已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铜制品,文献也记载了黄帝铸鼎的历史。

但是,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基本都是生产工具、兵器及生活用具,并没有发现大型青铜礼器,这与其规模很大冶铜手工作坊遗址很不相称,正说明这些青铜礼器在都城被废弃时,从这里被转移而走,它们正是被转移到了夏王朝的新都城“南巢”,即三星堆。

12、强盛的鬼夏王朝

   按照《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记载,夏桀在位51年,其中以斟鄩(二里头)为都31年,“流放南巢”20年。

   但是根据甲骨文的释读,夏桀在南巢的时间应更长。李元星近著《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书,从卜辞中找到了夏王朝存在的确证。其中主要有商汤灭夏后得到传国之宝九鼎、汤放桀到大象出没的南巢不得再回中原、商汤之孙太甲“赦免”夏桀、夏桀不辞劳苦经略南巢等史实。

   按照李元星的解读,夏桀又经历了商朝的汤、外丙、中壬、太甲共四帝,在南巢有30余年或更长。夏桀去世后,他的谥号是“桀”。

   三星堆遗址旁,有一条大河,今名鸭子河。但是这条河流,古代称雒水,秦汉时在广汉设县,就是雒县。洛阳二里头旁的洛河,古代也称雒水。显然,广汉的雒水之名,是夏桀从二里头带去的。三星堆的地形地貌与二里头非常相似,这也是夏桀在这里建立新都的原因。

   夏桀的名字是癸,此字和“鬼”同音同意,两者是通假字。因此,夏朝南迁后的名字是“癸夏”或“鬼夏”,甲骨文称其为“鬼方”。以南巢(三星堆)为都的鬼夏王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朝,它的西部达岷山地区,东部达荆襄一带,南到苍梧,北到秦岭。

鬼夏王朝与商王朝进行了长期对峙和战争,从甲骨文的记载看,鬼方是与商王朝进行战争最频繁的国家,其次是羌方、土方、巴方等,而它们正是鬼夏王朝的属国或盟国。

13、鬼夏王朝的灭亡

   公元前1600年,商汤占领伊洛平原后,建都西亳(偃师商城),到商王朝第10个王中丁时,迁都于隞,即今郑州商城,此后又经常迁都。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朝第19个王盘庚时,迁都于殷(今安阳),从此不再迁都。公元前1250年,盘庚的侄子武丁即位。这时,与商王朝对峙的鬼夏王期已在成都平原立国350年左右。

武丁在位时期,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对鬼夏王朝(鬼方)进行了灭国战争,商王朝取得胜利。史称“武丁中兴”或“武丁盛世”。

《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武丁和妇好的进军路线是,先到达荆楚,扫清鬼夏王朝的外围势力后,攻入成都平原,灭掉鬼夏,并降服氐羌诸部落。甲骨卜辞载“鬼方易”,即鬼夏王朝余部向远方逃走。

这次战争经历了三年,而在这次战争中,南巢古城被夷为平地,鬼夏余部在砸碎国宝重器后,向西部逃逸。这就是三星堆文明宊然消失之谜。

鬼夏王朝灭亡后,留在此处的蜀部落和各族民众继承它的文明,后来创造了四川金沙文明、成都五古城文明、岷山蜀人蚕丛文明。鬼夏余部则与部分羌人结合,逐渐迁到四川西部、青藏高原。谯周《蜀本纪》所载的“禹生四川西羌”的传说,正是夏文化溶入羌人中的现象。

14、“土著说”和“西方说”

三里堆文明发现以来,学术界出现“三星堆热”,对三星堆之谜,提出了各种猜想。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来源,有两种观点,被人津津乐道,即“土著说”、“西方说””。“土著说”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出于当地土著。“西方说”认为,这种文明来自埃及、中东、西亚地区。

三星堆博物馆是国际一流的园林式博物馆,他的创始人肖先进是三星堆研究的权威。三星堆博物馆展览的主要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是按肖先进的思路进行陈列的,体现了“三星堆青铜文明出于当地土著”、又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并以此为起点开创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观点,迎合了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

肖先进等巴蜀、江南的大部分学者,主张三星堆文明是巴蜀地区独立起源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理论缺陷是,在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出现之前,在云、贵、川地区没有青铜文明,在三星堆也没有发现铸铜遗址。

 “西方说”主要是西方学者提出的,认为三星堆文明来自中东、西亚一带。其依据是,三星堆出土的人头像,有明显西方人形象,金面罩、金枚的出现,是中东、西亚一带的文物现象。持这种观点,是由于对中原上古文献和出土文物缺乏了解。三星堆出土的人头像正是夏朝时中原人的形象,几尊人头像上的贴金箔,不是金面罩。所谓金杖,而是木质耒耜的金箔装饰,与西亚的金杖是根本不同的。

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是全国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经典之作。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主题公园将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现代休闲的轻松巧妙融汇,让古文明的优雅与大自然的质朴浑然一体,达到了高品位、高起点,以及文化性、科普性的高度统一。

近年来,三星堆博物馆又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不断进行文物活态展示的新探索,使古老文物以灵动姿态进入人们视线,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局面,实现了旅游产品类型由单一的文物参观景点向复合型文物旅游景区转变。

但是,作为三星堆文明母体的洛阳二里头遗址,却冷的很,我们既没有二里头专题博物馆,也没有二里头遗址公园。二里头是比三星堆更重要的考古发现,但也没有出现象三星堆遗址一样经久不衰的舆论热度。我们要认真向广汉市学习他们对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一系列成功做法。

“广汉经验”的核心是,把大遗址建成世界一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中心,把它定位为一次文化产业、城市建设、惠民服务的一场伟大改革。在项目进行中,紧紧围绕“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打造出传世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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