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王朝是真实存在

夏语探索（郑张尚芳）

摘要：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形成和早期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本文依据文献记载以及跟其他语言进行比较，对夏代的夏语进行探讨，认为夏语就是雅言，是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汉语。

　　《礼记·王制》指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南方、东方、西方、北方的“蛮夷戎狄”各各需要传译，是从立足于以中原的华夏为中心来说的；就是说中原人和周边的异族交流时，通统要把他们的语言翻译成中原华夏人自己的话才好理解。

　　那么古代中原的华夏语，即汉语的前身，又是怎么来的，其面貌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周代在朝廷、外交、教育皆以雅言为官方语言，贵族都得说雅言，即《荀子·荣辱》说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中国”古指中原，即指中原夏人的习俗语言。《荀子·儒效》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说明这是因为中原人住的夏地，所以人们就习惯说夏语了。那么这雅言是否就真的是夏代传下来的夏语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周人沿袭了殷人的语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语文由甲骨文可见，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其所用语言自应相同。这文字文化的传袭功能是最强大的，在《论语》里孔子再三指出，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文化相袭，则在殷先人典册里，像周学殷那样袭用夏人语言文化，是有充分可能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在考古学上发现出土夏代文献，我们还不能实证夏代说的也是雅言。但是否有可能对夏语的概貌进行探索，本文企图作点尝试。

　　一 中原最早的华夏语言和文字

　　目前最早的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前古汉语，只有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从其基本框架，如句法的SVO“主动宾”结构，“定中”结构，封闭类词如代词、否定词、数词等，以及基本核心词汇观察，仍都与后世汉语相同，可以肯定彼此是一脉相承的。周代承继了殷商文化，尤其是文字，所以其书面语言也基本相同，这个时代的文献典籍更是相当丰富了，《易经》、《书经》、《诗经》等都是大家熟悉的，显然也大都使用这基本相同的书面语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字是能够在不同的语言里念不同的音来使用的，比如在日语里可以把“三”训读为mi，“木”训读为ki，“日、火”训读为hi，“人”训读为hito，“山”训读为yama，“风”训读为kaze，等等，那为什么我们会认定甲骨文字记的便是汉语而不是某种非汉语呢？这是从甲骨文中字与字的音韵关系来判定的，因为相关的大量字例所反映的事实，只能由汉语声韵为根基而发生，比如：“风”借用“凤”字，后又增“凡”声，表明它该是表示风凤都读p-m音的古汉语，而不会是别的语言。“九”取肘形、“北”取二人相背之形，显示“九/肘”、“北/背”同源关系，说明九的词根音如肘，“北”源于“背”着阳光，也只能基于汉语。“七切”“晶星”同字，“七”借“切”形，说明“七切”二词词根同音共形，“晶”表星，又可增加生声转注为星，其词根音同‘性”，也只能是汉语。第二身代词假借“女”字，说明“汝女”词根也同音，虚词借“亦（腋）”表又，借“箕”表“其”，也说明其词根同音关系，它们都立基于汉语内部的词族、共形词系。

　　周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全盘学习接受了殷商文字。在灭商之前，他们已经学会这一文字，这由周原出土的甲骨可证，并没另用岐周语文，又灭封后第8天作的利簋铭文也是明证。克殷后周王朝特在洛阳建立东都，集中殷商贵族知识分子于此，既可监防其反叛，又有利于跟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汉字是必须出于师授的，在传授汉字时自然同时习得其书面语言，即雅言；这是后世汉语正音总拿中州洛阳太学音为标准的根源。华夏族分布的地方尽管也会有方言的，但政府运作、邦国交往，知识教育都是用雅言进行的，古中国通用这雅言就类似古代欧洲人之通用拉丁语。孔子在东鲁教学生也是用雅言而不用齐鲁方言的，《论语·述而》明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实际就是夏言。

　　《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中国”古即指中原，按“夏”不但指中原，也指夏地的习俗语言。《荀子·儒效》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住在中原就习染夏人的习俗语言，那么中原之所以称夏，自然起于这里是夏人的故地（《水经注·巨洋水》引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学者考证此斟寻正濒于洛水）。在《论语》为政篇、八佾篇中，孔子就指出过：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这种传袭是依文献进行的，所以夏礼殷礼他都能说一些，只叹惜“文献不足”。明显表示，夏、殷都是有文献的，只是传下来的太少。

　　古文字的实物甲骨文，出土于殷商后期都城的殷墟，距今三千多年，已经相当成熟，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成系统的文字，已能很好地充分地记录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所以它不可能是一种创立不久的文字，必然经历过一段不短的发展历程。根据《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那是和夏代同时的，因此即使按保守点推测，汉字在夏代当己形成，并已进入书册实用阶段。而且既然它所记录的书面语习称为雅言即夏言，有可能殷人的文字最初本就是向夏人学的。

　　现在多处出土的新石器文化，5千至8千年前的陶器上有很多分散的刻画符号，被称为陶文。这些应是文字的雏形材料，但发展成为与语言结合的、有系统的正式文字，需要一定的过程。《书序》正义说得好：“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能记录语言一一即不能和语言形成固定联系的，就不是正式的文字。古代社会记录语言需求最迫切的，是巫史阶层，据传如说黄帝史官仓颉发明文字，可把汉字形成的历史提到5千年，但黄帝时代说什么话，我们现在只有传说，无法取得实证，因而无法肯定或否定。而如说汉字在4千年前的夏代已经形成，似乎更可取信。因为夏代的语言，多少有些遗迹可供我们探讨。

　　二 从华夏语言的特点探索夏语

　　不管现代或古代的汉语，拿它与中华大地的其他语言一比较，都表明是自有特色的。因为汉语句法上，“主一动一宾”语序结构总与“饰一中”语序结构并存。甲骨文就是这样的了，随便举些卜辞的例子，比如：“土方侵我田”，“王勿作邑在兹”，“今日不遘大风”。其中与主动宾结构并举的即是“土方、我田、今日、大风，勿作、不遘”等修饰语前置于中心词的结构。这种情况却跟周边语言是都不相同的，试看下表：

　　汉语 侗台语 苗瑶语 藏缅语 阿尔泰语 南亚语 南岛语

　　主动宾 主动宾 主动宾 主宾动 主宾动 主动宾 动主宾

　　饰中 中饰 中饰 中饰 饰中 中饰 饰中

　　汉语修饰语在中心语前，跟同语系的“侗台、苗瑶、藏缅”都不同，但跟阿尔泰、南岛相同，而阿尔泰句法是主宾动，南岛是动主宾，又跟汉语差异更大，所以《淮南子·齐俗训》说胡貉匈奴“箕倨反言”，就是冲着那阿尔泰语“主一宾一动”句法说的。胡貉匈奴当操阿尔泰语，其宾语前置于动词，此类语序对于动词后缀变化多的语言是很必要的，但在说汉语的人听来，却是很不顺耳的“反言”了。

　　汉语的上述特点跟印欧语言倒更接近些，但那时候华夏四周只有前述那些语言，印欧语区域在新疆及以西地区，远离中原，并不与汉语紧挨着。民族语中还有白语也是这样的，但白语虽然有人把它列为藏缅语，实际不对，它正应是从华夏语分化出来的语言，我的《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论证，它也是可以用汉字记录的，我的文章就附有同音字表32页[1]。

　　甲骨文的语法是符合这个汉语特征的，这说明殷商语言的性质属于汉语。但夏代语言，现下还没有看到有文字的文献出土（被考古界视为夏都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还只找到24种划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那么历史文献中夏书、夏歌部分有无可用的材料呢。这些里头有没有可信度较强的呢？我们怎样了解夏代语言？

　　甲骨文的祭祀记录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记殷商帝王世系的真实性，商史从而己被公认为信史，因此史学界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王世系也应是可信的。依中国史书传统，即使对异族王名，一般也会依从原语记的，由史书对匈奴、羌戎、吐蕃首领名号的记载可证。那么《夏本纪》与《竹书纪年》所记夏代14世17王的王名，应是现下可信度较高的夏语记录了（下列王名中与前王为兄弟辈的加*，/号后为别号或别名、别写，方括内为失国时期由他氏代立之王）：

　　禹一一启一一太康一一中康*一一相[羿一一寒促」一一少康一一予/杼一一槐/芬一一芒/荒一一泄一一不降一一扃*一一厪/胤甲一一孔甲*一一皋/昊一一发/敬一一桀/履癸

　　其中部分王已经像商王一样用天干命名或作别名，如“胤甲、孔甲、履癸”。还有“太康、中康、少康”的“康”[khaang]与“庚”[kraang]字同字根（“庚”字原象大钟，“康”字下加点象大钟发声远震，是其转注字），应即表“庚”。后芬的别名“槐”[guul]，也有可能是“癸”[kwil’]的别记[2]。

　　清崔述曾置疑：上古质朴，“启、相、抒、皋”皆以名为帝号无可异，“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至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放甲乙，已仿於此与？”这大概是把“康”看作是后世那样的谥号，所以有疑。今解“康”为“庚”，并认为以天干为号即起于夏人，则这种怀疑也就可以释然了。依史记，殷人祖先“契一一昭明一一相土一一昌若一一曹圉一一冥一一振一一微/上甲一一报丁一一报乙一一报丙一一主壬一一主癸一一成汤/履/天乙”，契后七代佐夏，至上甲微，方用天干为号，此己在“太康[庚]”后很久了。

　　《史记·殷本纪》索隐：“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白虎通》：“殷道尚质，故直以生日名子。”有人怀疑，这以日为名，生名死称皆系于此，若是殷人固有习俗，那为何从契至冥、振并不如此（也有人认为振即王亥）？但如果这是从夏人学的，则就不可疑了。

　　从夏王这类名号观察，“太康、中康、少康”、“胤甲、孔甲、履癸”、“寒浞”都属“饰中”结构，正合于汉语特征。尤其“太仲少”相次基于“大中小”，更是成组的汉语共义词系特点，从中可以判断，夏语已经具有后世汉语的基本句法、词汇特色。

　　还有名词组合中大名冠小名的次序，《夏本纪》的帝启、帝相、帝槐、帝芒、帝皋等，《竹书纪年》作“后启、后相、后芬、后荒、后昊”等，还有代夏自立的“后羿”，这跟甲文“王亥、祖丁、父乙、妣己、母庚、兄辛”，“妇好、妇鼠、子宾、子弓、小臣墙”是同一类组合，而和形容词加名词的“高祖、毓祖、武王”的语序是很不一样的。亲属语言中名词+名词可以有两种方式，侗台语大名冠小名很发达，在汉语则逐渐消亡。藏语的中饰结构以形容词后置为主，遇名名结合则就多出现小名冠大名现象。

　　在这些王名里有些语音含有复声母，如“后荒”的荒[hmaang]，史记作芒[maang]·《三代世表》“音亡「mang]”，说明原来有冠h-的hm-声母。《左传》魏庄子叙述，攻灭后相的寒促之子为“浇”，《史记正义））引《帝王纪》则作“奡”，音五告反[?aaws]。按“浇”从尧声[?eew]，又读古尧切[keew]，应为[?keew]，原有带鼻冠的复声母?k-。这些异写也都是基于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特点。

　　在《史记·夏本纪》、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夏王称“夏后”，及夏代地名也有上述结构特点，如大禹都“阳城”，娶“涂山”，桀囚汤的“夏台”或“均台”，决战的“鸣条”之野，逃亡的“南巢”也或单称“巢”，也都合于上述结构特点。《淮南子·俶真》：“条风之时丽。”高注：“条风鸣条，言其迅也；丽，过也。”“条”不管指枝条、春风，“鸣条”都是动名结构。

　　有人根据史书上匈奴、越人都有源自夏之子孙的传说记载，怀疑夏语是否有可能是阿尔泰语或侗台语。但是夏人称首领为“后”[goo’]，故号“夏后”，这跟藏文Hgo同（与禹生于西羌亦合。《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汉时称羌酋为“豪”[gaaw]亦此语之对音，跟缅文称“孟”mang“良”hrang（汉时常对译作“狼”），侗台称“主”（cau常对译为“诏”）已经不同，与胡狄匈奴语称“单于”darqa，“可汗”qahan更是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三 夏书零拾

　　古来传世文献中也有些夏代作品，也可供研读参考。

　　（1）今文《尚书》的“虞夏书”部分，除《尧典》《皋陶谟》开篇就写“曰若稽古”，声明为后世追记，肯定非当时语言所记外，《禹贡》也可能是西周官书，只有“甘誓”有可能是夏时文献（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也持此观点[3]）：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共[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此篇亦见于《墨子·明鬼》而记作《禹誓》，“大战于甘”后为“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后面“予共行天之罚也”前多了32字：“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

　　誓词说赏于祖、戮于社，是比较符合前古信仰的，誓词简捷有力，大致有韵，前用耕部engs韵，末二句用鱼部a’韵，也是早期特点，如果其中含有夏代材料，则其语言无疑是汉语。

　　《尧典·皋陶谟》虽属追记，其中有些记载也可能沿用了当时材料。例如《尧典》记羲和“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东）析，（南）因，（西）夷，（北）隩”，都已经有甲骨文记录证实。《皋陶谟》记大禹娶妻限“辛壬癸甲”四天，以十干记日合于当时习惯。尧舜禹对话常用“俞”与“吁”，这些应答之辞后来少用，旧注说“俞，然也，然其所举”，“吁，疑怪之辞。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其实下文舜任命时，禹等让于他人，舜也说“俞”，但并不准让。故此当解“喻”，仅表知道了（“喻”表知，古代是家喻户晓的，现在汉语少说了，台语普遍还说，泰文lu，ruu’表知晓，wa表哼（不满），正对“俞（喻）”和“吁”，都还沿用古音义）。这是后世伪造不来的。

　　在今文尚书虞夏书之外，《左传》引了多则《夏书》，杜预注都注为“逸《书》也”，其中可能有些包含有夏代遗文，现录之如下：

　　庄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

　　嘻公二十四年引《夏书》曰：“地平无成，称也。”

　　嘻公二十七年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文公七年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

　　成公十六年引《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又《国语·晋语九》：“《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古文《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襄公五年引《夏书》曰：“成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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