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吴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1923年，在古史辨运动草创时期，这一运动的主将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鲁迅于1935年在小说《理水》中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顾先生的假说被讹传为“禹是一条虫”，极大地丑化了新生的顾氏假说。即使顾先生不久就放弃了这一假说，但这一假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论敌当作软肋加以要挟和揭发。在20世纪50年代席卷全国的批判“胡适派”运动中，“禹是一条虫”是必不可少的讽刺话头[①]，直到20世纪末还不止一人提起[②]。确实如学者指出：“夏史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之备受注目，则起于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封信顾先生说了一句‘禹是蜥蜴’之类的话，于是禹是一条虫就变成简单的口号，而引起如火如荼的古史论战。事后我们知道顾先生的意思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而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含有更深刻的意义，不只是在推翻古史传说而已，但大家都不太理会。”[1]（P472）在古史辨运动早期，学者指出：“以己所处之时代较前人为优越，因而菲薄前人，轻议苛诋，当非学人态度。”[③]可是对于“禹是一条虫”这个把柄，“大家都不太理会”！

　　更有甚者，将“禹是一条虫”作为一颗炸弹绑架在“疑古派”身上，试图令它与“层累说”同归于尽。朱渊清先生近年的《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一文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顾先生晚年仍然坚持“禹为动物”这一说，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因而“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

　　在讨论之前，我愿意引用首次公布的顾先生为《古史辨》第七册写的序：

　　在第一、二册《古史辨》中，只凭我一个人乱闯，到现在居然有许多人同我一块儿工作了，集团工作的结果，居然把古史传说理出一个系统，像这本书所载的了。这就[是]二十年来学术界的进步，可是一般贵耳贱目的人，还在骂“顾颉刚说禹为虫”，“《古史辨》太过火了”，我愿意他们肯耐心把这本书翻一下，千万不要使疑古的人不盲目而反对疑古的人反盲目了。[2]（第七册《顾序》，P4）

　　现在离顾先生写这段话已过半个世纪，骂“顾颉刚说禹为虫”、“《古史辨》太过火了”的状况依然故我，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说明这一八十多年的公案确实到了正本清源时候了。作为后学，也有责任将学术先辈从被绑架的状态解救出来。

一、“禹”名能否做“说文解字”式的分析

　　在1923年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先生写道：

　　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顾先生对“禹”字字义的假定，当时被刘掞黎斥为“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2]（第一册，P78）柳诒徵讥笑顾先生不懂《说文》的义例：“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叩其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这种傲慢态度当即遭到钱玄同先生的有力驳斥[2]（第一册，P195-202）。现在还有人认为顾先生以虫释禹是“说文解字”式的分析了。其实顾先生在1925年对刘掞黎的答辩中列举的七条证据[2]（第一册，P117），已经很有说服力，只是不必胶着于“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在回答柳诒徵的讥讽时，顾先生强调虫是动物的总名，《大戴礼记》中有羽虫、毛虫、甲虫等称谓。“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看古代的中原民族对于南方民族称为“闽”，称为“蛮”，可见当时看人作虫原无足奇。禹既是神话中的人物，则其形状特异自在其内，例如《山海经》所说“其神鸟身龙首”，“其神人面牛身”，都是想象神为怪物的表征。这些话用了我们的理性看固然要觉得很可怪诧，但是顺了神话的性质看，原是极平常的。顾先生说“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精确不移，试申论之。

（一）金文中的“禹”字

　　（1）先看“禹”字。在金文中的字形如下（《金文编》958页2355）：

　　其为虫的象形一目了然。由于《秦公簋》铭文“受天命鼏宅禹责”之“禹责（迹）”可以和文献中的“禹迹”对应，金文中的“禹”字不可能释错。金文中的“禹”字常带“土”，如《齐侯钟》“禹”作“”。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容成氏》中的“禹”字也带“土”。

　　再看“虫”字。在金文中的字形如下（《金文编》873页2132）：

　　（2）再看夏人是娰姓。“以”字金文作，小篆作，还保留金文余意。杨向奎先生认为本像盘蛇，为图腾之标志[3]（P23）。

　　1937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2]（第七册，P561-572），独辟蹊径，从九州四岳的原居地推测禹传说的起源，放弃了“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之旧说，改从西方寻找禹的起源。童书业先生在该文跋语中说：“禹名从‘虫’，亦即‘勾龙’。”杨向奎先生称赞这是“卓见”，“此为引进图腾说以证古史，将开辟新径，为《古史辨》增色。”[3]（P37）顾先生说“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已是以图腾证古史。晚年依然强调禹是夏之图腾[4]（第十卷，P7979）。解放后，顾先生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高山族以蛇为图腾，由此联想到殷周铜器上的盘螭、盘虺纹，可能即禹图腾之遗留。顾先生所见台湾高山族器物，现在陈列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内，笔者于2006年10月1日目验，器物系木牌，纹饰中央是人面，人面外绘制一条蛇，蛇尾在内层，蛇头在外层。我愿意称之为人蛇组合纹饰。笔者曾经引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彩绘龙纹盘[5]（第二卷，P449），其构图方式类似高山族的人蛇组合纹饰，只是高山族的人蛇组合纹饰正中是人面，而陶寺遗址彩绘龙纹盘正中没有人面。但这件彩绘龙纹盘可以帮助理解“禹虫”。顾颉刚先生引用《说文》“禹，虫也”，用来推断禹出于神话传说，柳诒徵指责这是“不明《说文》谊例”，亲历古史辨运动的杨宽先生晚年指出，这是一种很有锐利眼光的推断，根本与《说文》的谊例无关，禹和句龙、应龙一样是一条“大虫”[6]（P71）。

　　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已指出，这也是个常识问题，顾先生的批评者似乎还缺乏这个常识。按：《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虫状如菟”，郝懿行疏云：“菟、兔通。此兽也，谓之虫者，自人及鸟兽之属，通谓之虫，见《大戴礼·易本命篇》。”以下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禹究竟是什么虫。

（二）试对禹父“鲧”名做一“说文解字”式的分析

　　禹父“鲧”，又作“鮌”。《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入羽渊所化，《国语·晋语八》说是“化为黄能”，《左传·昭公十七年》则说“化为黄熊”，《归藏·启筮》说“化为黄龙”，《拾遗记》卷二说“化为玄鱼 ”。黄龙、玄鱼字义明确，“黄能”和“黄熊”究竟孰为正字？按：《国语》韦昭注：“能似熊。”《左传释文》云：“熊，一作能，三足鳖也。”《史记·夏本纪·正义》也说“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王引之力主《国语》、《左传》原本应该作“熊”[7]（卷十九）。鲧入羽渊虽然是神话，熊究非入水动物，我们还是主张原本作“能”。《山海经》权威研究者袁珂前辈也认为“能”者“熊”字之讹，但又认为三足鳖、熊、水居之能、玄鱼都不如“黄龙”为近正[8]（P474）。其实鮌化玄鱼之说，虽然出自晋人《拾遗记》，也有渊源。按天、玄古音相通之理（详下），“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甲骨文合集》第21470片有一个没有释读的字，我一向主张是“天鱼”二字的合文（上下组合）。《南明》四七二著录的一片甲骨，“白”字（通“伯”）前的那个字，我主张是“天鱼”二字的合文（左右组合），“天鱼白”正像周文王在商朝被称为“西伯”一样。在青铜器上，“鱼”字还经常用象形表示[④]。且多次出现“白（伯）鱼”，如《伯鱼鼎》“白鱼乍宝彝”（《殷周金文集成》2168，西周早期，河北易州出土），《伯鱼簋》“白鱼乍宝彝”（《殷周金文集成》3534、3535，西周早期），《簋》“白鱼乍宝彝”（《殷周金文集成》3825，西周早期，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墓葬出土），《伯鱼卣》“白鱼乍宝彝”（《殷周金文集成》5234，西周早期），《伯鱼器》“白鱼乍宝彝”（《殷周金文集成》10545，西周早期）。

　　令人惊异的是，写实鱼纹早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公元前5000-公元前4500）已经相当发达。我国考古学家对它们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特别是1954-1957年对半坡遗址的发掘，实际上标志着诞生了中国自己的考古学派。主持发掘的石兴邦先生推想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其中一件残片，仅留头部一段。外部轮廓是鱼头形，里面却画着一个人面形的花纹，石先生推测有特殊意义，似有“寓人于鱼”或者“鱼生人”，或者是“人头鱼”的含义，可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来理解[9]（P165，P217-218）。另外一件人面和鱼的结合更显著（图一，1），这种构图又见于陕西宝鸡北首岭（图一，2）、临潼姜寨（图一，3），都在渭水流域。

1.西安半坡[9]（P180）

2.宝鸡北首岭[10]（P49）

3.临潼姜寨[11]（P255）

图四　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鱼纹

　　笔者主张这是一种神秘人面和鱼纹的组合，表达的是一种“神鱼”或者“天鱼”观念，因为当时没有文字，只好用这种图画来表示。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的人面到了有文字的时代，固定为“天”字，字形还是人站立之形；仰韶文化的鱼纹到了有文字的时代，固定为“鱼”字。

　　这种人、鱼紧密型构图方式虽不见于汉水上游的龙岗寺和何家湾两个仰韶文化遗址，但有单独的“蒙面人”纹饰和单独的鱼纹。龙岗寺的“蒙面人”纹饰，见于一件尖底罐（标本H23：1）[12]（P34，P35）。这种神秘的人面纹或兽面纹还可举出如下仰韶文化遗址：陕西西乡何家湾、甘肃正宁县、甘肃半山。另外，仰韶文化很多几何图案花纹也是由鱼形花纹演变而来的，可见鱼对仰韶文化先民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

　　夏族的后裔有襃国，西周末年立国于今天的陕西汉中。周幽王宠幸襃娰而亡国，《国语·郑语》云：

　　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

　　这是说明褒姒的来历。《周语·郑语》叙述龙漦化为“玄鼋”，后来才有褒姒的出现，韦昭注：“鼋，或为蚖。蚖，蜇蜴，象龙。”玄鼋既然是龙漦所化，当然与龙有关。杨向奎先生指出，褒为姒姓，以龙蛇为图腾，故“褒人之神，化为二龙”，而龙漦化为玄鼋，遂有童妾遇之而孕生女的故事。“玄鼋”韦注以为象龙蛇者。玄鼋即天鼋（金文作），本为夏族图腾，故有此传说。《金文编》所收多例图像，古文字学家自来无解，杨先生首次释出这是“玄鼋”二字的合文，指出下一字与铜器中天鼋之鼋字相当，而尾部更显著。上边之，杨先生认为实龙蛇盘物形，所谓“物”或即古代之华表，因为这是图腾，所以大其形象，字应释为“玄”。笔者曾经列举更多的青铜器铭文，证明杨先生的释读[13]（P549-550）。从音韵学的角度看，天、玄古音本相通。《淮南子·原道》称赞舜“执玄德于心”，《览冥》：“星耀而玄运”，高注：“玄，天也。”据《宋史·天文志》，“天戈星”又叫“玄戈星”。

　　《郑语》记玄鼋为龙漦所化，龙是对蛇的神化。鼋为龟，龟、蛇长期被古人认为雌雄异体。那么鱼呢？《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郭璞注云：“以虫为蛇，以蛇为鱼。”可见蛇也可称为鱼。不仅如此，蛇还能化为鱼。《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又：《海内北经》：“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可见蛇巫之山可以称为龟山。是不是因为鱼、龟、蛇都是水族动物，所以被古人不加区别？凡此古人的生物学观念，极有助于破译古史，值得大力研究。

　　现在可以推测：渭水流域（以今天甘肃、陕西为核心）仰韶文化居民形成了一支“天鱼”部落，经过2000年左右的发展，分化出“玄鼋”族，也就是夏族。

　　张富祥先生近年对上古日名制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十日名制乃由十二辰名制转换而来。他引《说文》释“禹”为“虫”，虫即蛇。“蛇”之初文为象形字，后来隶定作“巳”或“它”，西周金文中的“巳”字尚有逼肖蛇形者。而“禹”字初文的结构，实象以叉具捕蛇之状，与《说文》所录的“拕”（拖）、“捈”、“抴”（拽）诸字同义。“禹”释为“虫”，当是借“禹”为“巳”，或二字本自通用，与“禽”、“兽”等字由动词转为名词皆同例。禹之名实出于十二辰名的“巳”，“大禹”即“大巳”，犹如商汤之称“大乙”[14]。笔者前几年提出商周“‘天’字族群”假说[15]，认为在商代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中存在“天”字（或“玄”字）和动物、器物、自然物等等的组合形式，现在可举出：（一）天鱼，（二）天鼋（玄鼋），（三）玄鸟，（四）天熊，（五）天豕，（六）天虎，（七）天戈，（八）天弓，（九）天刀，（十）天钺，（十一）天刑，（十二）天禾，（十三）天木，（十四）天周，（十五）天己，（十六）天井，（十七）天，（十八）天，（十九）天车（玄车），（二十）天中，（二一）天山，（二二）天于。还有不少干脆把“天”字（或“玄”字）省略了，例如天鼋（）省略为鼋（）。夏人为玄鼋族，鼋即鳖，古人认为龟、蛇异体，夏人当然也可叫天蛇族，应当是从天鱼族分化出来的。

二、夏文化发源于陕西说

　　如果说禹为虫，它的发源地在何处？由于夏代没有发现文字，这一问题不易解决，但又十分重要。二十多年前，夏鼐先生对夏文化的定义是：夏文化指的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16]。这一定义似乎有点过窄。夏王朝建立以后，族系融合，原先建立夏王朝的夏民族已经很难与其他民族区别看来，“夏”逐渐成为“中国之人”的代名词（《说文解字》），被赋予“大”等褒义，还成为正统的象征，如历代的夷夏之辨。夏文化的起源地和夏族的起源地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困难在于，族群在迁徙，地名跟着搬家，各家的认识也不同。

（一）夏文化起源地的种种观点

1.中部说

　　关于夏族的发源地，传统上认为在河南。《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正义》：“禹居阳城，颍川、南阳皆夏地也。”阳翟在今河南登封东南、颍水流域的禹县，1959年，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即以此地为首选。禹父号“有崇伯鲧”，学者多认为“崇”即嵩山，也在登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十多年来，一直是探索夏文化的焦点。

　　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提出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主张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至于夏，因为禹迹无所不在，傅先生将它排除，以启以下为限。夏的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近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虽然傅先生说“夏为西方之帝国或联盟”，那是相对东方的殷商说的，傅先生强调夏以河东为土。都洛阳，与周人以岐渭为本不同[17]。可见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实为中部说。

　　20世纪80年代，刘起釪先生结合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然后东进河南[18]（P132-166）。刘先生认为，禹族向东发展到山西南部汾水流域，在历史上留下五个“大夏”或“大夏之虚”，两个“夏虚”，至今有地名曰“夏县”。第一个夏虚位于襄汾、翼城、曲沃之间，有一座处于中心地位的崇山，成为该族的神山，所以夏人的远祖鲧、禹又称为有崇伯鲧、崇禹。在崇山下发现的陶寺遗址，刘起釪先生认为应属夏文化，也说明夏文化起于晋南。禹族有可能兴于陕西，还没有称为“夏”。向东发展到汾水流域，停留下来，创造了“曾经有过数百年长期繁荣”（考古学者介绍陶寺语）的夏文化，才称为“夏”。由于积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力量壮大，才一举东入豫境，击败鸟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阳城（河南登封告城镇）[⑤]。

2.东方说

　　傅斯年先生在北京大学课堂上教授“夷夏东西说”，正在听课的杨向奎先生起而反驳师说，认为夏民族起于东方，夏代在中叶以前之活动中心以山东为主要地区，后来向西边的山西等地发展。杨先生晚年的杰出著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还在发挥这一观点。现在仍然有学者主张夏族起源于山东。

3.西方说

　　主张夏起于西方并且实定为陕西中部的只有顾颉刚先生一人。他将中国古史中的民族分为东、西两大族：

                            虞

东方族

                            商

                                  夏

西方族                            姜

                                  周

　　自注：“夏□□在今陕西中部，后迁于东方洛阳，其疆域远及山东。其宗神为禹。姒姓。”

　　顾先生这篇读书笔记似乎写于1968年。这应当是“夫子晚年定论”了。笔者编辑《古史考》第六卷《帝系的偶像》时，即以此文开篇，“帝系的偶像”也是顾先生原话。

4.南方说

　　相传禹娶涂山氏女，涂山被定在安徽。史书又载汤伐桀，桀逃往南巢，南巢也被定在安徽。若按这两种说法，夏文化自始至终都与安徽有关[⑥]。可是若按前辈学者如傅斯年、钱穆的考证，涂山即三涂山，在今河南。而且蚌埠在上古是鸟夷族的腹地[⑦]，夏王朝不大可能起源于此，更何况那时还没有夏王朝。

（二）夏族的起源不出渭水-汉水流域

　　据许多文献上都有“禹都阳城”的记载，随着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的王城岗城址的发掘，主张禹都阳城即王城岗的人不少，更何况登封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带“阳城”字眼的陶文。可是，即使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就一定能证明就是禹的都城？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带“阳城”字眼的陶文，就能担保禹时的阳城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而且古史中的阳城至少有7个。按照我们的理解，古人以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为阳，则“阳城”只是山南之城或水北之城的意思，容易出现异地同名。例如，据《史记·张仪列传》：“秦惠王十年，……仪因说魏王，……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集解》引徐广曰：“夏阳在梁山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司马迁就是韩城人。《索隐》：“夏，山名也，亦曰大夏，是禹所都。”可见禹都传说之多。

　　前面指出渭水流域（以今甘肃、陕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辐射到汉水上游（也在今陕西境内），在这两大流域内，形成了一支强盛的天鱼族，经过漫长的发展，分化出一支玄鼋族，即夏族。可是当今学术界似乎没有人主张夏文化起源于渭水、汉水流域的，如何看待这一矛盾呢？

　　夏文化既然因“夏”而起，当然与夏族有关。当夏族建立夏朝以后，“夏文化”就不能局限于夏族所创造的文化了。

　　首先从逻辑上说，夏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必然产生于有丰厚的文明积累之地。在夏朝以前，文明积累最丰厚的，我以为是炎帝族系、黄帝族系和鸟夷族系。

　　鸟夷族系有着明显的鸟图腾崇拜，与“禹虫”判然有别，又跨《禹贡》之冀、扬、扬、豫、徐、青诸州，可以排除。

　　炎帝族系、黄帝族系的发祥地，众说纷纭，我以为最切实的办法是寻找它们的母亲河。《国语·晋语四》说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姜水可以说是炎帝的母亲河，姬水可以说是黄帝的母亲河。《水经注·渭水》以岐水东流、径姜氏城南为姜水。这条水即经过现在岐山、扶风、武功入渭水的那条水，在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漆水西南。历代并没有关于姬水的直接记载，杨向奎先生考证姬水即漆水，发源于今麟游西偏北之杜林，而在今武功（邰）入渭水（可参看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3]（P16-18）。刘起釪先生认为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连白龙江、白水江之水[18]（P181）。姜水、姬水无论如何讨论，都在渭水流域，无疑是尔后王朝诞生的沃土。

　　其次，从史实上看：

　　（1）夏族的兴起，还是要从鲧说起。《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国语·周语下》：“昔在有虞，有崇伯鲧”，这“崇山”真是夏族的龙兴之地，难怪鲧称“有崇伯”。韦昭以今河南嵩山解“崇”。可是据《尔雅·释山》：“山大而高，崧。”“崧”即“崇”，可见高大的山都可叫“崇山”。《山海经》西次三经之首叫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崇吾，郝懿行注：“《博物志》及《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此并作崇丘。”《尚书·尧典》记舜摄位，便“放驩兜于崇山”。《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集解》引马融注：“崇山，南裔也。”《御览》四九引盛宏之《荆州记》：“《书》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阳县南七十五里。”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古籍中的澧水就是现今湖南省境内的澧水，其实应如石泉先生所考，先秦至齐梁以前的澧水即今湖北省钟祥市西北的浰河[19]（P160-228）。陕西关中也有“崇”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歌颂文王的伟大功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崇、丰都在周人发祥地周原附近。“有崇伯鲧”的“崇”可能在这一带。

　　（2）在夏族产生之前，炎黄两大族系融合的时间已经相当长。夏禹的丰功伟绩是治水，而姜姓四岳则是禹的得力辅佐[⑧]。顾颉刚先生考证姜族原居地在四岳，为西方萃聚之四山，在陕西、甘肃交界一带[⑨]。《山海经·西次四经》有申山，其西有上申之山，其西又有申首之山，都在陕北。《逸周书·王会》有“西申”，显然指姜族居住在西部而言。那么四岳辅佐的禹必然也在西部。

　　（3）前引《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还说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秦公簋》铭文“鼏宅禹责”，活像《文王有声》的“维禹之绩”，责、绩即迹。又，《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南山在宗周南。随着禹治水神话的扩散，“禹迹”也无所不在，最初的禹迹何在？1937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后来收入《古史辨》第七册），是一篇“从文献到文献”[⑩]重建夏史的重要文献。顾先生的基本结论是：九州为“中国”的代称，夏人的祖先禹与九州有极深的关系，而九州最初是戎族的聚居地，故禹又称“戎禹”。也就是说，原居住小地名九州（其地有一簇丛山称“四岳”）的戎族，逐步发展成文化先进之族，就把原地名带来，称天下为“九州”。先把四岳山名带到山西境，因字形转写成“太岳”，而四岳又演化为全境的四岳、五岳。总之全境的九州、五岳，是由小地名九州、四岳发展而成。吴锐谨按：“戎禹”虽不能证明禹出于戎族，却能证明禹与戎族关系密切，从而说明禹的地域靠近西部。

　　（4）据《左传·昭公元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马克思曾经引用摩尔根的话说：“世袭继承制在凡是最初出现的地方，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20]（P123）据古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楚简《容成氏》也说：禹有五子而不传子，乃让天下之贤者，“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击益自取。”“益”和禹相传都是舜的得力助手，《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益”字或写作‘嗌’，为鸟叫声。“益”有时作“伯益”，为皋陶之子；有时作“伯翳”，为秦人之祖。总之都属鸟夷族系，所以益为掌鸟兽之官[11]。中国思想史艳称“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武王，尧、舜、商汤都是东方鸟夷族系的首领，夏禹、周武王是西方黄帝族系的首领而与炎帝族系结盟。中国上古史的主干可以说是东方鸟夷族系与西方黄帝族系的斗争，“益干启位”也是如此，最后夏族胜利了。

　　前引《左传·昭公元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举出的例子是“夏有观、扈”，与“虞有三苗”、“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并举。启建立夏王朝，有扈氏起而抗启，大战于甘，现在传下来的《尚书》中有《甘誓》一篇，记载的是启有扈的誓词。启指控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假借天命用武力消灭了有扈氏，汉代人认为：“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淮南子·齐俗》）。有扈氏，《史记·夏本纪》列为夏族支系，汉代马融、郑玄诸人都认为是夏的同姓国。钱穆先生认为有扈不在陕西而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21]（卷六，P244）。顾颉刚、刘起釪二先生提出新解，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论少皞氏鸟名官，有“九扈”，为九农正，而“九扈”《说文》作“九雇”，“雇”的篆文作鳸，因古篆中“鸟”、“隹”实是一字。王国维因卜辞地名中有“甘”有“雇”，遂认为“扈”即卜辞中的“雇”，在今河南原阳、原武一带。甘在今河南洛阳西南。刘起釪先生进而分析，夏后氏这一部落联盟的活动区域首先当在较西的陕西以东、山西一带，是逐渐向东发展的。可能在启以前，其活动区域基本在平阳、安邑、晋阳等今山西省境，再东向就达到河南，因而遇到郑州附近的有扈氏的阻挡，有扈部落向西抗击有夏部落，就在洛阳附近的甘水一带作战[22]（第二册，P866-867）。

　　本文同意将有扈氏解释为鸟夷族，但不同意将有扈氏和甘之地定在河南郑州、洛阳一带。首先是我们以为早在夏代以前，鸟夷族的势力已达今陕西境内，最明显的有关舜道死苍梧的传说，应当在今陕西东南（详下考）。其次《山海经·中山经》记有一条向北流入洛水的甘水，同时记发源于讙举之山的洛水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玄扈之水则出自玄扈之山，讙举之山和玄扈之山中间夹的是洛水。在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5-36《战国·韩魏》绘有“玄扈水”，在今天的陕西上洛东南流入洛水上游。玄扈水北方不远就是华山，在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黑套大鹰鼎，“堪称原始艺术杰作”[12]，仰韶文化鸟形陶器虽然远远少于东方大汶口文化，但不排除这件大鹰鼎有图腾崇拜之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在公元前4500-公元前3600年之间，其末期也比夏初早出约1600年。鸟夷族的大本营在东方，扩张的方向是向西，“玄扈”的意思应当等同于《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也等于天鸟，意思是“圣鸟”。这一支扈族从今陕西东南发展到关中成为有扈氏是有可能的。据汉代经师马融等人的注解，有扈在扶风鄠县，即今西安西南方不远的户县。甘，马融注为有扈南郊地名。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邑部》，鄠地还有户谷、户亭、甘亭。或以为马融是扶风人，才把扈和甘说成在扶风鄠县，其实这种可能性并不比马融作为本地人更熟悉当地地名的可能性大。

　　（5）由于自古以来夏朝与河南、山西、山东相关的记载颇多，加之河南、山西发掘了二里头、陶寺等重要遗址，陕西与夏文化的关系鲜有提及[13]。如果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9-10《夏时期全图》，就会发现在今陕西境内的地名只有扈和甘两个。如果按钱穆、顾颉刚、刘起釪等先生的新解，这两个地名应该在河南，那么陕西与夏文化的关系真可谓不绝若线了。按：《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杜《注》：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渑池县西。殽山和函谷关是关中通往中原的要道，所以张良等人力劝刘邦以关中为都。顾颉刚先生推测：“殽山一带，是秦、晋之关隘，其在前代，亦为夏、周之关隘，犹明、清之榆关然。文王辟风雨于是，即其翦商时东出之道。至夏后皋之墓在是，若以夏都阳城或安邑解之，实不可通，以其舍帝都之近而远葬于山陵峡谷之中也。意者夏本都关中，其后拓土东方，后皋往来两地，中途暴卒，遂葬于斯乎？”[4]（第九卷下，P7566）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从禹算起，传十七世，夏后皋是第十五世国王。末代国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14]。“泰华”即华山，在今陕西。至少说明迟至夏朝末年，陕西仍然是夏朝的大后方。

　　（6）汉代的《说文解字》将“夏”解释为“中国之人也”，清人朱骏声主张“夏”字的本义为“大”，同时又说说：“按，就全地言之，中国在西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15]“中国”本指中原，地方并不大，不能说是“在西一小隅”。按古人名、字相应之理，春秋人的名、字夏、西对应，诚如刘起釪先生所说，“说明春秋时人的心目中也认为夏人原是处于中原以西的西土的”[18]（P152）。不仅如此，后世尚以“夏”代表西北。《洛阳伽蓝记》：“北有二门：西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乐府诗集》二十七，《陇西行》一曰《步出夏门行》。顾颉刚先生据此指出古代即以夏指西北隅。或称夏，或称大夏，一也[4]（第五卷上，P2804）。

　　现在的问题是：春秋时人心目中的夏在西，“西”至何处？我们以为必然包括今陕西，甚至包括今甘肃的一部分。首先是禹有“戎禹”之称，历来是将“戎”定在西方的。大禹兴于西羌等说法将禹的始兴地推得更西。其次，周人以夏自承，屡见《尚书》、《诗经》，现代的研究者往往认为是高攀，实际周与夏有族系和地域上的渊源。族系方面，杨向奎先生认为从襃娰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夏人崇拜“玄鼋”，从《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可以看出周人崇拜“天鼋”，而玄鼋、天鼋是一回事（已见前引）。地域方面，《尚书·周诰》及《诗·周颂》，周人皆自称为夏（“区夏”、“时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顾颉刚先生解释说：“夫秦声而曰‘夏声’，且曰‘周旧’，明周与秦所处者皆夏境也。”[4]（第九卷下，P7567）孙作云《说雅》指出秦人居周故地（即夏故地），《秦风》得称为“夏声”，西周诗也可以称为“夏声”，《小雅·鼓钟》篇所说的“以《雅》以《南》”也就是“以《夏》以《南》”，这个“《雅》”字也指夏地。顾先生补充《墨子·天志下》的一条材料：“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所引《大夏》在今《诗经·大雅·皇矣》，为夏、雅相通之一证[4]（第七卷上，P4896-4897）。

　　（7）如上所述，“夏”有大义，有“雅”义，都是褒义。我以为“夏”字的另一意义值得重视。《周礼·天官》有染人一职，“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郑玄注：“染夏，染五色。”并引《尚书·禹贡》“羽畎夏翟”，这是徐州的贡品，“羽畎夏翟”即羽山所出五色雉羽。而“华”字的基本意思是草木开花，也有彩色之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解释“华”字的多种意义，即引《汉书·五行志》“华者，色也”，又引《尚书·顾命》“华玉仍几”，《传》：“彩色。”刘起釪先生用更多例子证明华、夏二字意义相通[18]（P154-155）。流行看法认为“夏”的本义为“大”，我以为这是后起义，最初义就是“华”，也就是“花”，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花叶纹。花叶纹和鱼纹可以说是仰韶文化两大标志性纹饰，花叶纹的强大传播力可以说骇人听闻，北至内蒙、辽宁，南至湖北、上海，西至青海，笔者曾举出数十例图案[5]（P241-270）。石兴邦先生曾经绘出各地方考古文化的代表性花纹，以显示仰韶文化对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崧泽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影响[16]。有学者甚至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花叶类纹饰其实是鱼纹[23]，石兴邦先生持相同看法。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则仰韶文化的“鱼文化”底蕴真是太深厚了。

　　仰韶文化分布极广，我们特别注意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渭水流域的重要仰韶文化遗址可举出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汉水上游的重要仰韶文化遗址可举出陕西南郑龙岗寺、西乡何家湾。而且渭水流域、汉水上游都有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址发现，考古界或称之为“前仰韶文化”，或称之为“大地湾一期”，可见仰韶文化本身还有很深厚的根基。很可能，渭水流域（以今天甘肃、陕西为核心）和汉水上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形成了一支“天鱼”部落，经过2000年左右的发展，形成“玄鼋”族，取名为“夏”，意义等同于“华”，赞美他们的民族像花一样有生命力。渭水流域的华山可能是夏族在某一时期崇拜过的圣山。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

　　郭璞注：

　　听其狱讼，为之神主。……不直者则血见于衣。（请生），言好生也。

　　夏后启是夏朝第一个国王，他手下的大臣孟涂是个司法神。到了春秋时期，则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巴人的活动地还在汉水流域，半个世纪前古史辨派健将童书业先生已倡此说，以研究湖北历史地理著称的武汉大学石泉先生用更多材料证明，先秦时期的巴国故地以及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当在汉水上游、今陕西东南的安康地区[19]（P18-19）。夏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也有在汉水的可能，夏朝的统治中心应当距汉水不远。

　　汉水流域有两个“夏水”地名，可能也与夏文化有关。

　　一是今湖北襄樊市以西，上至丹江口、老河口一带的汉水河段，古称沧浪之水（或苍浪之水），至迟从东汉开始，沧浪之水又称“夏水”。《史记·夏本纪》引《禹贡》汉水“又东为苍浪之水”句，《索隐》：“马融、郑玄皆以沧浪为夏水，即汉河之别流也。”临丹江的河南省淅川县有重要的下王冈仰韶文化遗址。

　　二是另外还有一条古夏水，流行说法定在今湖北荆州市江陵以东的江汉平原上，流经今江陵、监利、潜江、仙桃等县市，在今仙桃市附近注入汉水，汉水受纳夏水后亦得称夏水，流至今武汉市区入注长江，这是因为唐初以来都认为先秦楚国的郢都、秦汉至齐梁时的江陵就是现今荆州市江陵城市北的纪南城，实际根据石泉先生新考，古江陵在今湖北宜城南境，公元555年西魏攻陷梁元帝建都的古江陵城并加以毁灭性破坏，后梁萧詧才在现今的江陵建立起附庸国。结合古华容、监利、惠怀县的新定位，石泉先生推定古夏水当流经今宜城南境、钟祥西北境，可能在今钟祥西北境丰山口稍南处流入沔水。而且古夏口也不在今天的武汉，而在今天的钟祥城或稍南[19]（P117-158）。

　　近年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24]所记汤伐桀、桀逃亡的最后两站是南巢和苍梧。

　　南巢的地望，从古至今被定为今安徽巢湖，这也是鸟夷族的腹地，似乎不适合作为避难所。而且安徽与夏文化的关系，多因附会禹娶于涂山氏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南巢是“南夷地名”。郑玄是东汉人，另一东汉人班固作《汉书·地理志》，列入正南的是荆州，则南巢有可能在荆州。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都属于荆州，其地域大多在今南阳盆地和汉水流域。《荀子·解敝》：“桀死于亭山。”杨注：“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王念孙说，认为作“鬲山”者是。我以为还有一种可能，“亭山”可能为“章山”之讹，章山即南巢。《山海经·大荒西经》：“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大荒西经》记汤伐桀于章山还涉及另外一个地名巫山：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此巫山大概不会离章山很远。郭璞注：“自窜于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县。”历代都认为即今重庆市最东边的巫山县，位于长江三峡中的巫峡，与湖北省巴东县接壤，这是极大的误解。按《汉书·地理志》云：“南郡巫。”应劭注云：“巫山在西南。”又说：“夷水出巫，东入江。”历代又以为“江”是“长江”的专称，导致坐标大移位。其实汉水在古代屡被称为“江”，周昭王南巡不复，就是卒于“江”（汉水）上的。石泉先生指出，沂水、淮水都曾称“江”，尤其是指出今湖北宜城市南境、汉水的支流蛮河古代也称“江”[17]，石破天惊。早在禹贡学派活跃的时期，钱穆先生已经指出巫山最初在湖北随县西南百二十里之大洪山。石先生也指出三国吴时的巫县还在今宜城市西南角、南漳县东南境，巫山也当在此，不在今巫山山脉[18]。如此，汤伐桀于章山的所在，也应该在今湖北西部。《汉书·地理志》荆州“江夏郡”下列十四县，班固在其中的竟陵下注云：“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即今大洪山脉的中段[25]（P385-386）。《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苗民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这里的“苗民”应当就是三苗，三苗的范围，前引吴起所说“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则章山必靠近洞庭、彭蠡，《山海经》置于西北海外、黑水之北，可能是传闻之异。还有一种可能是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被赶到三危，历代注家认为三危在今甘肃最西之敦煌，钱穆先生认为在今甘肃渭源、岷县一带[21]（P67），《山海经》也置三危于西北，又补叙三苗原居地有章山。

　　苍梧，历来定在今广西东部、靠近广东的苍梧，实际上桀是绝不可能逃这么远的，此“苍梧之野”必然别有所指。《文选》卷八司马相如《上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