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龙与印度龙的关系

诸夏龙崇拜不仅传遍中国各地，而且还传到了印度。

印度佛经中对“那伽”，即龙的记载俯拾皆是。龙树《大智度论》云：“那伽，秦言龙也。”中国称“龙”，梵语称为“那伽”。《海龙王经·诸佛品》云：“龙王诣灵鹫山，闻佛说法，信心欢喜，欲请佛至大海龙宫供养，佛许之。”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2详细描述了高僧末阐提与罽宾国恶龙阿罗婆楼斗法的故事：

尔时，罽宾国中有龙王，名阿罗婆楼。国中种禾稻，始欲结秀，而龙王注大洪雨，禾稻没死，流入海中。尔时大德末阐提比丘等五人，从波咤利弗国飞腾虚空，至雪山边阿罗婆楼池中下，即于水上行住坐卧。龙王眷属童子入白龙王言：“不知何人，身着赤衣，居在水上，侵犯我等。”龙王闻已，即大嗔忿。从宫中出，见大德末阐提，龙王忿心转更增盛。于虚空中作诸神力，种种非一，令末阐提比丘恐怖。复作暴风、疾雨、雷电、霹雳，山岩崩倒，树木摧折，犹如虚空崩败，龙王眷属童子，复集一切诸龙童子，身出烟竟，起大猛火，雨大砾石，欲令大德末阐提恐怖。既不恐怖而便骂言：“秃头人！君为是谁？身着赤衣。”如是骂詈，大德颜色不异。龙王复更作骂言：“捉取打杀！”语已，更唤兵众，现种种神变，犹不能伏。大德末阐提以神通力蔽龙王神力，向龙王说：“若汝能令诸天世人一切悉来恐怖，我者一毛不动。汝今更取须弥山王及诸小山掷置我上，亦不能至。”大德作是语已，龙王思念：“我作神力，便已疲倦，无所至到。”心含忿怒，而便停住。是时大德知龙王心，以甘露法味教化示之，令其欢喜归伏。龙王受甘露法已，即受三归五戒。與其眷屬八萬四千俱受五戒。[17]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龙王阿罗婆楼原居于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威力无比巨大，有致暴风骤雨、雷电霹雳的神通力，可使山崩地裂，树木摧折。因其毁坏农田，荼毒生灵，佛教大德末阐提比丘遂起而慑之，通过与龙王的斗法以护佑众生。由于龙王之神通力远在其下，不得不屈从，并率众皈依佛教，受三归五戒，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之一。显而易见，这里的龙王与中国传统概念中的“龙”，亦即叶公好龙中的“龙”是大相径庭的。

阿富汗黄金之丘发现的龙王

瓜州榆林窟第38号窟八龙王图

类似的故事又见于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9，文称佛曾与无稻芉龙王斗法。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生动，非常引人入胜。[18]  诸如此类记载，在佛教经典中甚多，兹不能一一标举。

稽考史乘与各种文献，可以看到，印度龙和中国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印度人的观念中本来是没有龙的。印度龙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初期由中国传去的；中国龙种到印度后，和印度本土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印度龙种。

在印度，与龙有关的考古材料，最早者为公元前1世纪西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0号窟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以及和纪元前后阿旃陀石窟第9号窟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晚于中国辽宁阜新查海巨型龙形堆塑5000~6000年，比濮阳蚌龙晚4000年，比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雕龙也晚出3000年以上。印度龙之见诸文字记载，更是迟至公元2至3世纪之间，可见于龙树著《大智度论》中，比中国的文字记载要晚1000年上下。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印度佛经中的龙王，与诸夏龙文化中的龙完全是两码事。“龙王”一词来源于印度，梵语作Nāga，音译“那伽”。意思是蛇，所谓龙王者实际上就是蛇王。[19]  有人之所以常把Nāga与龙混淆，是由于忽视了Nāga一词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而造成的。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常可见到Nāga一词，但明显和龙没有一点关系，通过书中内容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如文中有言：

我从来没有看到什么人，能够飞越大海天堑；除非是金翅鸟和飞神，还有哈奴曼。罗波那保卫着楞伽城，谁也无法把它进攻；天神、檀那婆、夜叉没法去，乾闼婆、龙王、罗刹也不行。[20] 

这里的“龙王”(Nāga)，与天神、檀那婆、夜叉、乾闼婆、罗刹一样，都无“飞越大海”之神通，足以证明《罗摩衍那》中的Nāga和大海是没有多少关联的。同一史诗还称：

你（指罗刹王——引者）杀死了成群的夜叉……檀那婆的主子莫那，害怕你……把亲生的女儿送给你作你的妻……你走到阴间，把那些龙王战胜……婆楼那的那些儿子们……都屈服于你。[21]

可见，在印度人的原始观念中，“龙王”（Nāga）既不司水，也不辖海，职掌在于阴间和地狱之各种事务。

在时代略晚于《罗摩衍那》的《摩奴法典》中，也常出现Nāga一词，也被译作“龙王”。与《罗摩衍那》所载一致，这里的Nāga同住于地狱之中，诚如法国学者迭朗善（Loiseleur Deslongchamps）在该书法译本中所解释的那样：

Nāgas是人面、蛇尾、蛇长颈的半神，以跋修基（Vāsouki）为王，住地狱中。[22]

除了古文献的记载外，印度至今还存在着可说明这一问题的活证据。今印度东部有那伽兰（Nāgaland）邦，即“蛇地”之意。当地居民至今仍然非常崇拜蛇。

中国龙是多种动物复合的图腾物，印度龙虽然不是图腾，但印度僧人也力图赋予其多种动物的特征，如《大方等大集经》卷58《须弥藏品》即称：

善住龙王为一切象龙王，此难陀龙王婆难陀龙王为一切蛇龙主，次阿耨达龙王为一切马龙主，此婆楼那龙王为一切鱼龙主，此摩那苏婆帝龙王为一切虾蟆龙主。[23]

象、蛇、鱼、虾均为大地上的水陆生灵，由此可看到印度龙仍保留有“地神”的一些特征。

地位的改变是印度龙和中国龙在质上的最大区别。中国龙是图腾性质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印度龙却从未如此荣耀过。在印度佛教创建及发展的初期，印度人的崇拜物主要是金翅鸟。按印度神话，毗湿奴是骑在金翅鸟的身上飞行的，因此金翅鸟就成为毗湿奴本身的象征。除金翅鸟外，印度的古代雕刻中还常见有其它动物，孔雀王朝时代于波罗奈城外鹿野苑建立的石柱上刻有四只蹲踞雄狮的半身像。而属于同一时代的拉姆普瓦石柱上刻的却是一头精美而健壮的瘤牛。其它如象、马，也是孔雀王朝石柱柱头上常见的动物。这四种动物在佛教中被称作“四神”。

在印度教神话中，受崇拜的是金翅鸟，蛇仅仅处于一般神怪的地位；而在佛教创建及发展的初期，金翅鸟仍然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狮、象、马、瘤牛也以“四神”的地位而受到敬拜。蛇，以及所谓的“龙”，其地位在佛教中虽有所提高，但也未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例如，在印度流传的金翅鸟擒走龙女的神话题材中，一些龙女被刻画为酒神祭司之类的形象；在南印度阿马拉瓦提的圆浮雕中，龙神的形象常常是绕佛钵行礼的礼拜者。没有一个形象是至高无上的。至于佛经中常见的“天龙八部”，其中的“龙”，也不过是很普通的护法神而已。[24]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几条结论：

1．龙起源于诸夏，形成时代大约在9000年左右；

2．濮阳蚌龙的时代虽比阜新查海龙为晚，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更为接近，当与中国封建文化中的龙有直接的渊源继承关系；

3．诸夏龙文化流风原被，直接影响到周边地区，对中华各族龙崇拜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种传到印度后，和印度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渐次形成了与中国龙不同的印度龙种。

总之，龙文化如同汉语言文字、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史上，一直起着纽带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同时它也是联系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之间宗教文化关系的一条纽带。

注释：

[1]  诸夏，本文特指繁衍生息于中原地区及其周边的夏后氏诸部落，与古代汉族的自称——“华夏”意近，但外延要小一些。

[2]  布谷：《笔记二则——“龙”的原始义：伟大而光荣也》，《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第1~2页。

[3]  许顺湛：《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寻根》2000年第1期，第27页。

[4]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

[5]  杨育彬：《河南文物考古四十年》，《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第2页。

[6]  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23~24页。

[7]   陈树祥:《黄梅发现新石器时代卵石摆塑巨龙》，《中国文物报》1994年8月22日第1版。

[8]  华惠伦等主编：《龙》，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9]  2000年贵州省关岭县发现的长达3米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因形近传说中的龙而被误称为“新中国龙化石”，引起了诸多误解。龙是传说中的神物，何来化石？

[10]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第16页。

[11]  吉成名：《龙崇拜起源新论》，《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第79页。

[12]《史记·六国年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后汉书·戴良传》、《新语·述事篇》等。

[13]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修改稿收入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1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8页。

[15]  赵橹：《论白族龙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34页。

[16]  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169~178页。

[17]《大正藏》第24卷，No. 1462，第685页上~中栏。

[18]《大正藏》卷24，No. 1448，第40页中～下栏。

[19]  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72页。

[20]  季羡林译《罗摩衍那·战斗篇》（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1]  季羡林译《罗摩衍那·战斗篇》（下），第45、46页。

[22]  马香雪汉译：《摩奴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页注7。

[23]《大正藏》第13卷，No. 397，第389页上栏。

[24]  胡同庆：《略论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08页。

编按：本文原刊《东方研究》2002-2003年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75—88页，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