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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

DAYU CULTU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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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丰碑——《大禹陵现存碑版》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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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丰碑——《大禹陵现存碑版》序(下)

  • 分类:大禹文化百家谈
  • 作者:冯建荣
  • 来源:
  • 发布时间:2020-04-20 00:00
  • 访问量:

【概要描述】大禹的丰碑——《大禹陵现存碑版》序(下)冯建荣新越绝书昨天四大禹文化走向世界。第一,大禹文化是共同体建设的共同语言。其实,对于大禹的崇敬与祭祀,不仅仅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的专利,因为大禹文化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大禹影响了中华文明,造福了中华儿女。不仅如此,大禹还是原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认知象征,他同样也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文明进步,给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民带去了福祉,从

大禹的丰碑——《大禹陵现存碑版》序(下)

【概要描述】大禹的丰碑——《大禹陵现存碑版》序(下)冯建荣新越绝书昨天四大禹文化走向世界。第一,大禹文化是共同体建设的共同语言。其实,对于大禹的崇敬与祭祀,不仅仅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的专利,因为大禹文化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大禹影响了中华文明,造福了中华儿女。不仅如此,大禹还是原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认知象征,他同样也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文明进步,给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民带去了福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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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冯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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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丰碑——《大禹陵现存碑版》序(下)

冯建荣 新越绝书 昨天
 

 

 

 

大禹文化走向世界。

第一,大禹文化是共同体建设的共同语言。

其实,对于大禹的崇敬与祭祀,不仅仅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的专利,因为大禹文化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大禹影响了中华文明,造福了中华儿女。不仅如此,大禹还是原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认知象征,他同样也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文明进步,给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民带去了福祉,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境外大禹文化圈。

当今时代,由大禹的明德、大禹的道心、大禹的精神凝结而成的大禹文化,已经成了不同“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它不仅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与灵魂,而且还可以为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底蕴和历史智慧。正因为如此,大禹文化必定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

 

 

 

 

第二,大禹文化在日本。

日本是海外接受大禹文化影响的典型代表。大禹在越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动,大禹及其治水、立国的故事,深深地打上了“越”的烙印。“在日本,称越的地名极多,从南方到北海道,可以说遍及全国”;“‘越’乃是这个部落的姓氏,所以‘越’字在哪里出现,必有越人到了哪里,这是绝无疑问的。”77

日本至今直接与大禹有关的遗有91处之多78,形式有庙、宫、碑、桥等多种,遍布于日本的四面八方。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建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间的78年战争与敌对期间的18座纪念碑。这一事实,展示了国与国、国与民、民与民之间关系走向的特点与规律,表明了在中日交流的民间长河中,和平的选项可以超越政治的障碍,人文交流可以突破战火重围。既往的历史,前人的智慧,令人深思反省,引以为鉴。

 

 

 

 

日本有关大禹的史迹中,最早的文献记载,是712年编纂的《古事记》、720年完成的《日本书记》。现存最早的禹王庙,是1228年的京都鸭川禹王庙。现存最古老的禹王膜拜物,是1630年铸造、高80厘米、收藏于名古屋德川美术馆的禹王金像,以及1637年建造的香川县高松市的大禹谟碑。

 

 

 

 

大禹文化传播到日本,是日本主动移植中国主流文化的结果,而其中的遣唐使与中国的文化典籍更是功不可没。“四书五经”与《史记》是流传到日本的首批杰作。“四书五经”中,直接提到大禹的,有《诗经》《论语》《春秋》《孟子》《礼记》,一共出现了31次“禹”“大禹”“夏禹”,其中作为治水英雄的有6处,作为德高望重帝王的有25处。《史记》中,有21处提到“禹”(其中两处称“文命”),其中作为治水英雄的10处,作为德高望重帝王的11处。另外,在保存中国古典的目录记载典籍《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出现的与夏禹名有关的书目,有696次之多79。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如此之广大、深远与长久。

其实,日本平成年号的源头,便是其中的中华典籍《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四字。水土治理为“平”,万物丰收为“成”。这四个字所表达的,正是上古贤王治理天下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1689年,康熙亲祭大禹时,为禹庙的题匾,便是“地平天成”。大禹的伟大与被推崇信奉,正是在于他对这四个字的身体力行,付诸行动,见诸实效。

大禹文化在日本经受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拥有了十分丰富与深厚的积淀与底蕴,正在升腾出无穷无尽的光芒。2010年10月18日,日本第一届禹王文化节在开成町举办。2012年10月20日,第二届禹王文化节在群马县名胜景点尾濑举行。2013年7月7日,第三届禹王文化节在高知县高松市举行;禹王文化节委员会同时决定,从该年起,日本禹王文化节每年在大禹纪念地轮流举办;这一天,日本全国性的大禹民间研究组织“治水之神禹王研究会”,也正式宣告成立。

 

 

 

第三,大禹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

从大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禹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而且还是整个人类的。大禹文化不仅是中日友好的见证、中日交流的使者,而且还更应当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绍兴作为大禹故事的源头,其中的地位举世无双,所起的作用,也应当是无可比拟的。

 

 

禹陵的碑版,是大禹的丰碑。

大禹的功德与精神、明德与道心,谱写在无垠的大地上,记载在无数的文献里,流传在老百姓的口碑中,自然也镌刻在大禹陵的碑版上。大禹陵既是大禹的安卧长眠之地,也是古往今来的祭祀朝圣之地,还是中国有关大禹的历代碑版最为集中之地。

第一,禹陵碑版世无双。

大禹陵碑版有五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拥有数量多。现存置于大禹陵碑房及陵庙间的各种碑版,仅收录于《大禹陵碑版》一书当中的,就有62通之多。另外,湮灭失传,无从考实,而见之于地方志及金石类文献的,尚有13方。分别为:隋史凌正书《禹庙碑》;唐崔巨撰,段季良正书,立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禹庙碑》;唐崔及撰,马积正书、篆额,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复禹衮冕并修庙记》,碑阴刻时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薛苹祈雨唱诗;唐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孟简等十一人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题名其上,次年又增题刘茂孙等二人名的《禹庙题名碑》;唐崔词撰,越州长史宋之问诗附,杜专正书,立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的《谒禹庙诗碑》;唐庾肩吾、孟简撰,谢楚行书之《禹庙诗碑》;唐郑鲂撰,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元稹书之《禹穴碑》;唐会稽公徐浩撰并书题之《禹庙诗碑》;唐柳宗元撰之《涂山铭碑》;唐人《禹庙题名碑》;宋诸葛兴撰《大禹陵颂碑》;元韩性撰《绍兴路修禹庙碑记》;元邓文原撰《元帝禹庙碑》。

 

 

 

二是时间跨度长。现存碑版,从最早初刻的秦《会稽刻石》算起,至今已有2230年的历史;即使从其元初重新摹刻的时间算起,至今也已有700年的时间了。与此同时,大禹陵也新添了若干现代的碑版。

三是涵盖内容广。这些存世的碑版,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社情、民风、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堪称包罗万象、百科全书。

四是文物价值高。这些碑版,历经天灾人祸,阅尽世间春色,得以留存至今,实在是殊为难得,弥足珍贵,堪称无价之宝。

五是镜鉴意义大。这些碑版,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经世致用意义。它们具有补历史的作用,有助于补证“正史”、补充“正史”、补正“正史”;具有添信息的作用,其中保存着丰富多彩的历史资讯,是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还原历史风貌、传承历史文脉的重要依据与途径;具有兴文艺的作用,促进了碑铭文体的传承,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中的《岣嵝碑》《会稽刻石》与窆石铭刻,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二,岣嵝文书寿无疆。

岣嵝碑最初的形态是摩崖,因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主峰岣嵝峰的自然岩壁上而得名,是我国目前较为公认的最早摩崖,在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东晋罗含的《湘中记》、南朝宋徐灵期的《南岩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边,均有记载。

 

 

 

 

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何致从衡山手摹岣嵝碑,后又请人摹刻于岳麓书院。这就使得衡山岣嵝碑来到了岳麓山,走出了从摩崖到碑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广为传播人皆知的关键一步。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湖南长沙太守潘镒将岣嵝碑传拓各地,使得此碑从此闻名于世。浙江图书馆藏有近人诸暨余重耀旧藏的该碑明拓本,字口清晰,堪称善本。在衡山岣嵝碑原迹已佚的情况下,潘镒此举实在是功莫大焉。

大禹陵岣嵝碑,系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秋,绍兴知府张明道主修大禹陵时,特派幕僚安如山,根据嘉靖十四年(1535)秋,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刻于金陵新泉书屋的版本,复刻而成的。碑通高389厘米,厚26厘米;其中碑额,高104厘米,宽145厘米,深雕二龙戏珠图案;正碑高285厘米,宽138厘米。碑的正文,自右至左共6竖行,满行13字,计77字,每字下方有释文或一或二,阴刻,字径14厘米,无年月。衡山碑自右至左9竖行,1—8行每行9字,末行5字,计77字,可见此碑已作重新排列。碑阴,有张明道跋语,楷书,阴刻,分8竖行,满行70字,计478字,字径3厘米。

 

 

 

岣嵝碑的内容,自古就有争议,然多以为与大禹有关,唐、宋、明、清的诸多诗作,均持此说。如唐刘禹锡的《寄吕衡州》、韩愈的《岣嵝山》,明朱翊銮的《禹迹亭》、崔应科的《禹碑》,清沈一揆的《禹碑》。其实,即使持此一说的,在对碑文的具体释读上,也不尽一致。代表性的,有明杨慎的释文80

当代学者曹锦炎先生对岣嵝碑的铭文,作了与众不同的识读81。他进而认为,“岣嵝碑是越国刻石”82;其文字是“南方流行的特殊字体即鸟虫书”83;“内容是一篇祭祀南岳衡山的刻辞”,表明“越灭吴后,越国的势力范围可能已达衡山一带。”84

岣嵝碑是座尚待深入发掘的富矿。其一,碑的最初出现时间尚无定论,有待水落石出。其二,碑的内容尚存很大争议,有待释疑解惑。其三,铭文文字似篆非篆,书法深奥奇古,但总体上仍属鸟虫书一类,是鸟虫书的独特书写形式。然其历史渊源、构成元素,有待析缕分条。

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期,由越人为主使用,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其影响却波及中原的特殊文字。这种文字,很可能是越人将自己原创的古文字与中原文字融会贯通后,进行加工升华的独创。这种独创,与古越人的鸟图腾有关,标志着古越人已经开启了文字书写艺术化的大门。“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85;“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86

总体而言,鸟虫书既是一种文字,也是一种书体;既是越地书法的滥觞,也是中国书法诞生的一大标志。这是越人爱美之心与创造精神的生动而具体的体现。由此进而可以说,中国文字从单纯的记事工具变为多彩的书写艺术,是由越人首创的,是从越地开始的,“越地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故乡”87

字藏山河,书由鸟虫。越人为中国文字的产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样也为中国书法艺术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三,会稽刻石意蕴丰。

《会稽刻石》,因所在会稽山而得名。会稽山之名,则因大禹当年在此大会诸侯、论功行赏、归葬安眠而来。“会稽者,会计也。”88这是“会稽”之名的最早由来,也是“会计”一词的最早出典,表明大禹是会计的始祖,会稽山是会计的源头,越人是会计的典型。

 

 

 

 

中华自古多名山,会稽自昔独灿烂。会稽山是中华祖山,黄帝、舜、禹等华夏的始祖、先祖都与会稽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稽山是中华首山,《周礼》《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都把会稽山列为华夏九大名山与四大镇山的第一位。会稽山是中华神山,自古以来,这里祭祀祖宗神灵、企盼得道升天、祈求安康福祉的活动十分活跃,氛围十分浓厚。

这样的一座名山,自然成了古越人世代生息的故乡,也成了越王句践生聚教训、成就霸业的发祥地与根据地。司马迁认为,句践有像祖上大禹一样的壮怀激烈,称大禹“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89只可惜句践的子孙们,后来忘记了句践“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90的临终告诫,先是为楚所灭,最终为秦所亡。

公元前222年,即秦王嬴政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91至此,越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的一部分,融入了华夏民族大家庭的统一版图。秦在吴越故地设置会稽郡,并以会稽山来命名,既表明了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了会稽山是大秦江山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标。这种表明,接下来马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便是秦始皇巡越。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酷爱周览远方的帝王之一,也是开创出巡先例的帝王。从一统天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开始,在他近四分之一的皇帝生涯中,八次长途跋涉,亲巡天下,忙碌地奔波于遍布全国的驰道上,南巡会稽即是其中之一,并且是最后一次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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