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寻找夏王朝，破解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考古界与中国历史界永远的任务。围绕这一任务，中国考古界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地区开展了艰苦卓越的考古工作；为了证明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中原地区，为二里头考古遗址提供理论支持，中国的精英学者、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开创、发明了许多以“中原中心论”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发展体系学术，如“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于1950～1970年代）、“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70年代以来）、“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年以来）、“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年）等等”（许宏）。

虽然在黄河中原地区，有如此多的考古遗址与研究理论支撑，消耗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力量，但华夏文化的起源问题却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其关键的夏王朝问题仍没有解决，华夏文化起源地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解决了夏王朝问题，才能根本破解华夏文化的起源。

只要稍有一些常识，知道一些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就可以判断出上古华夏先民，生活于温暖多雨的南方，要比生活于寒冷干燥的北方容易的多、舒适的多。在温暖多雨的南方，华夏先民更容易获得食物，抵御寒冷；在干燥寒冷的北方，漫长的冬季是人类生活的大敌，食物短缺，难以抵抗寒冷对生命的威胁。在此情况下，适合华夏先民生活的地方，才是文化积累产生的地方，才能形成一种文化的日积月累，最终诞生中华文明。

夏王朝、夏文化与华夏文化本身的含义，就包含了夏季炎热、夏季多雨、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与地理概念。因此，夏王朝存在于中国南方炎热的地理环境下，是夏文化研究中一个基本定律。违反这一定律的夏文化研究理论，很难自圆其说，终将被历史所抛弃。

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下，人类容易获得丰富的食物资源，是文化产生的基础。在人类由原始采集、原始渔猎进化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时，能够从事更丰富的农作生产品种，要比单一生产农作作物，更容易生存与生活。众所周知，我国的农业生产，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南方以稻作农业为主；在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的分界线淮河沿线，也是中国南方稻作农业与北方旱作农业的更迭地带，南北方的农业作物在淮河沿线都可以生产种植，成为农业生产作物最为丰富的地区。

中国上古，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大禹治水是华夏先民团结一致治理水患，建立夏王朝的标志事件。如果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把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理解为如西方神话中诺亚方舟式的全球大洪水，就显得我们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太无独立思想，也无基本常识了。当尧舜禹前赴后继、忧天下之民去治理洪水时，这个洪水已经经常性地严重干扰了华夏先民的生活生产，需要根治才能保证天下先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不是数年不息的大洪水。就如今天的淮河下游洪泽湖，虽然之前是人们生活的地方、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的地方，但因为淮河入海口被堵塞，而淹没了洪泽湖地区，成为淮河下游蓄水的洪泽湖，成为新的湖泊。这样的洪泽湖地区是不需要人力去治水，只能顺其自然成为中华大地上的新湖泊，延续到今天。因此，大禹治水也只能发生在中国南方多雨的地区，因为夏季季节性的强降雨，导致的短期洪水，淹没了农业生产土地，淹没了华夏先民的生活村庄。至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因长年降雨稀少，很难发生季节性洪水。黄河因河道抬高而发生的黄河改道洪水，也是人力所难以改变的，尧舜禹时期华夏先民也无力治水。

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由渔猎文明逐步过度进入以农耕文明的生活生产方式，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华夏先民的渔猎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长期并存。这就需要有丰富的河流湖泊来保证渔猎生活方式的长期存在，又需要有富饶的土地与合适的气候条件、充沛的雨水来保证农耕生产的稳定发展。这样的气候条件，在人类依赖于自然的时期，也只能在中国南方地区，才能保证渔猎生活与农耕生活的同时并存，以保证华夏先民的稳定生活与繁衍。这样的渔猎与农耕环境，显然黄河流域地区并不适宜，虽然有学者认为黄河地区曾经温暖湿润，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一种无稽之谈。在华夏文明发展的这几千年来，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不大，目前的科学研究成果，黄河是旱作农业区，淮河以南是南方稻作农业区是亘古不变的科学结论。

秦国先祖伯益是大禹治水的主要助手，在当代研究夏王朝与大禹的重要文物春秋中期青铜器秦公簋中记载有“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保业厥秦，虩事蛮夏”“高弘有麐，灶有四方”，记载了秦国先祖伯益协同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为夏王朝的建立鞠躬尽瘁的事迹。在《史记》中，对此也有明确记载“（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大禹让伯益给予人民“庶稻”，可以在“卑湿”之地种植。显然，大禹治水的地方是低洼之地，适合种植水稻作物，大禹领导人民从渔猎生活为主走向以种植水稻生活为主，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华夏文化也得以高速发展。

2019年1月“中科大发现淮河中游地区7000年前稻黍共存的最早证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利用植硅体分析法对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沉积物进行研究，证明在距今7000年前后，该地区就出现了北方黄米（黍）和南方水稻共存的现象，这是目前淮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最早的稻黍共存记录。”“研究结果显示，在距今7300到6800年之间的时期，黍与水稻已同时出现于该遗址，且水稻在其农作物组成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黍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一发现将粟、黍类旱生农作物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00多年。”“双墩遗址的水稻是处于驯化阶段的原始粳型栽培稻，其驯化水平明显高于邻近的江苏顺山集遗址发现的距今8500年到7500年之间的水稻所处驯化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淮河流域也是我国水稻演化的重要区域，其早期水稻可能具有独立的驯化过程。”。

最新研究成果充分表明，淮河沿岸地区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与南方水稻农业同时共存，为华夏先民发展华夏文化提供了雄厚的生活保证，同时淮河流域丰富的河流湖泊为华夏先民从事渔猎生活提供了生存保障，促进了农业文明的稳定发展。

华夏先民从渔猎转入农耕文明，是需要长期的过程，而原生的野生稻是培育进化稻的前提，是农耕文明得以发展的基础。

通过笔者对淮河沿线水稻生产状况的实际调查，淮河沿线水稻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野生稻与种植稻争夺生存空间。水稻生产农户在水稻播种或插秧以后，面临的主要劳动就是对野生稻或杂稻的清除工作。因为，淮河沿线野生稻生长旺盛，生命力旺盛，成熟时间早，严重侵占了种植稻的生长空间与阳光资源。没有及时根除野生稻的话，种植稻将被野生稻所覆盖，生产产量严重下降，并对下年的稻作生产构成威胁，成为提高稻作农业中最大工作量。

野生稻是培育种植稻的原始基因，依赖于其自然的环境条件，离开了其常年生存的雨水环境，野生稻就无法经历亿万年的自然变化，生存到今天。野生稻的存在时期肯定是比人类的生存时期要早许多，有了这些野生植物才有动物的生存条件。华夏先民、华夏文化的发展自然环境要求远高于植物生存环境条件，因此，华夏文化的起源与诞生，只能产生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人类文明诞生于北纬30度线附近，不是某些学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意更改的，黄河华夏文明起源说正违背了这一客观规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中的这段记载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所包含“天下”“中国”地区在地理、降雨、气候、季节、动物、植物、农作物“五谷”方面的独有信息，恐怕是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无法解读或不愿去解读的吧？这些与中华文明起源黄河“中原中心论”可以对的上号吗？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黄河流域经常性的干旱灾情可以作为研究商周的历史参考，但作为研究大禹治水建立的夏王朝依据，就是在沙漠中找水，显得南辕北辙，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原始的自然、地理、气候、植被、农作物生存条件，是判断华夏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孤立地以考古遗址、考古文化判断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其存在的错误与片面解读，是导致目前华夏文明探源无果的根本原因。淮河沿线野生稻的顽强生存，就如华夏文明一样延绵不息，孕育了中华文明的诞生与辉煌，也必将在未来印证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原始起源。（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