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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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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历史第一都---禹都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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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历史第一都---禹都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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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历史第一都——禹都阳城

 

曹定云

 

一  大禹与夏王朝

大禹是中华民族中家喻户晓的治水英雄,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太史公司马迁对这段历史的记述非常简略,按照这一记载,从黄帝至禹只有五世。如按每世相隔30年计算,从黄帝至禹充其量相距150年。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之妻雷祖生下昌意,下放到若水,后来与蜀山氏联姻生下乾荒(原文作韩流),此人亦即高阳,他娶”淖子“(亦即浊山氏)阿女为妻,生下颛顼。”《汉书·律历志》:“伯禹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这个记载比较合理,因鲧与舜是同时代人,而颛顼至舜父瞽叟也是五世(见《五帝本纪》)。以此推断,从颛顼至鲧至少也应当相距五世才比较合理。

根据以上推论,我们可将夏之先世从黄帝至禹的世次列述如下:

黄帝—昌意—乾荒(韩流)—颛顼—□—□—□—□—鲧—禹

上列世次也只能是个大概,因为从黄帝至颛顼究竟经过多少代,完全是个未知数,且无从考证。就按现在这个世次,也应当在10代以上。目前学界一般的看法,黄帝(指打败炎帝的那位黄帝)生活的年代,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而夏朝的始建年代,大约距今4100年【1】。准此,从黄帝至大禹相距起码在900年以上。按每代(世)相距30年计算,相隔起码是30代(世)。《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三十世”,应当是可信的。如今,我们所知道的世次不及原来世次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史记》所记夏之先世,只是一个大概,只能是夏之先世中最有名的人物而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禹之父确为鲧。史籍中关于鲧的记载甚多,因他治水不成而被舜殛死于羽山。禹受舜命,继承父业,继续治水而成功,受到了华夏部落联盟内各部的衷心拥护。

大禹治水,吸取其父治水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终于取得成功。在治水过程中,大禹率先垂范,居外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了许多美好佳话,嬴得了各部落民众的广泛赞誉。大禹因此被舜封为“夏佰”。到了舜的晚年,舜将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给了禹,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史记·夏本纪》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中华历史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  禹都阳城的文献记载

禹继位部落联盟首领位置后,最初的落脚点可能仍在“尧都”附近,但很快就回到“阳城”。“阳城”,那是他父亲“鲧”的封国所在,也是禹青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鲧”又称“崇伯鲧”,是因为“鲧”的封国就在崇山附近。《国语·周语》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嵩古通用,崇山即嵩山。“崇伯”就是崇山一带的部落首领。大禹继任部落联盟首领位置后,崇山由于是他的祖籍之地,故以此作为他的活动根基,这是很自然的。《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君也。”《周本纪》集解引除广曰:“夏居河南,初都阳城,后居阳翟。”《周本纪》集解引韦昭曰:“禹都阳城,伊洛所近也。”《孟子·万章上》亦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礼记·缁衣》孔疏引《汲冢古文》:“禹都阳城”。 《竹书纪年》云:“于治水既毕,天赐玄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三年丧毕,都于阳城。”根据以上古文献的记载,“禹都阳城”应不存疑问。

“禹都阳城”之“阳城”究竟在何处?自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君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也。”故“阳城”有山西说,河南说。河南说中,又分登封说与濮阳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颍水经其县城(阳城)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如此也。”郦道元是最早考察“禹都阳城”的人,他实地走访,记载“阳城”就在“颍水”流经的地方。这与《周本纪》集解韦昭所云:“禹都阳城,伊洛所近也”完全吻合。 这也为以后的考古工作者寻找“阳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三  禹都阳城的考古探索

尽管北魏郦道元指出了禹都阳城的大致方位,但真正要把“阳城”找出来,却非易事。因为,“阳城”湮埋于地下已4000余年,地面上并无明显的标志。郦道元《水经注》所记,也只是大致的方位。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人们对“禹都阳城”,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正下决心去寻找它。

20世纪5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文化而欲在豫西进行考古调查。他事先翻阅了相关文献材料,即先秦和汉代文献中有关夏族活动地域的记载,发现有两个区域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州一带;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虽然“阳城”在山西与河南都有其说,但据《史记·郑世家》、《史记·韩世家》与《史记·六国年表》记有韩文侯二年(公元前385年)“韩伐郑,取阳城”。这条史料不仅时代早,而且将阳城位置直接指向登封。据此,徐先生认为:登封告成镇为古阳城,“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也是较正确的说法”。由此,徐旭生先生拉开了中国考古调查“夏墟”、考古学研究夏文化的序幕。1959年4、5月份,他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的同事,在登封、偃师作田野踏查,于登封石羊关遗址采集到二里头文化陶片【2】。

同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到目前为止,共在二里头遗址的11个发掘区域进行了40多个季度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根据该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最有意义的关键性的研究对象【3】。现在一般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遗存,也是夏代的都城所在。但夏代根据文献记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而二里头遗址存在的时间,根据最新的高精度系列测年,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4】,最多也不过200多年,此中有一个很大的时间缺环。这一“缺环”,当时的考古工作者已经感觉到了。为了填补这一“缺环”,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1975年——198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安金槐先生的带领下,对王城岗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两座东西并列总面积约1万平房米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并在其城堡的东北方向不远处,发现出土有“阳城仓器”陶文陶器等遗物的东周阳城遗址。这是极为重要的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提出,这里极有可能是禹都阳城【5】,这是很有道理的:

1.王城岗所处的位置与文献记载禹都阳城在“嵩山之阳,箕山之阴”相吻合;

2.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炭14测定年代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正与历史上夏代的开始年代相接近;

3.在“王城岗遗址”不远的春秋战国“阳城遗址”内发现有“阳城仓器”陶文,证明“禹都阳城”离此不远,为“王城岗遗址”是“禹都阳城”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王城岗古城遗址发现后,1977年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了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王城岗古城的发现给与积极评价与肯定,认为是探索夏文化中的重大突破。

王城岗遗址发现后,也有学者对“王城岗遗址”是否是“禹都阳城”提出质疑,理由是遗址中“小城”规模太小,东西两城加起来总共才几万余平方米。为此,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2002年——2005年,对王城岗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024平方米,并重点调查、测绘了颍河中上游登封、禹州境内的30余处遗址,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

1.新发现的王城岗遗址“大城”位于遗址中部,发现了大城城墙和城壕,复原后为580米×600米的近方形城址,其面积推算约为34.8万平方米【6】。遗址的总面积也由过去的40万平方米扩大为50万平方米【7】。这是迄今为止在河南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这样的面积,自可以与“禹都阳城”相匹配。

2.根据此次发掘的研究成果,将过去安金槐先生所分的五期合并为三段:即王城岗一段(一、二期),炭十四年代为公元前2190~2103年之间,取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150年;王城岗二段(三期),炭十四年代在公元前2132~2030年之间,取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080年;王城岗三段(四、五期),炭十四年代在公元前2041~前1965年之间,取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003年 。王城岗遗址的年代正在夏初前后100多年的时间范围内,其中二段接近夏之始年【8】。由此看来,王城岗遗址对于夏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3.此次重新推定了王城岗遗址大、小城址的年代。其中,小城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200~前2130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122年;大城城墙年代,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前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或公元前2100~前2020年,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055年,与文献中推定的夏之始年基本相符【9】。这对判断王城岗遗址的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

4.王城岗遗址中,虽然是“大小二城”并列,但“大城”城壕打破西边“小城”城墙,证明“小城”早于“大城”,这与“鲧”居“小城”和“禹”居“大城”是相符的:“鲧”是邦国的首领,其邑有限;而“禹”是部落联盟首领,地位大大提升,人力、才力自然增强,其都城自然也就扩大了。这是必然的结果。 

5.王城岗遗址的内涵极为丰富,这里不仅发现了大城城墙、城壕,在遗址里发现好些与城墙同时期的建筑基址和其他遗存,如“奠基坑”、窖穴等。在已发现的几个“奠基坑”中,出土有7具完整的人骨架。这些人骨架应该都与建城时的“奠基”有关。遗址内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说明了“阳城”当时的繁荣景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址内的一个窖穴(H617)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残片(H617——14),这个残片与三期出土的陶鬶的腹部与袋状足相对比,基本吻合。另外,在灰坑T95H473中,发现一件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刻有一个“共”字【10】。青铜的出现与文字的运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而王城岗遗址恰恰具备了这两个重要标志。

根据以上五点可证,王城岗遗址应是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

四  阳城遗址是中华历史第一都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是中华历史中的传说时代,因为年代久远,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很多事情难以确考。但“传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以某些事实为依据,只不过由于长期的口耳相授发生变化,“事实”的时间和地点难以确指,也不好确指。“传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我们不应当抛弃它。抛弃它,我们民族的历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传说”又非“信史”,不能要求“传说”中的每一件“事”都绝对可靠、可考。中国近代考古工作开展以来,一个又一个史前遗址被发现,使“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变得真实而又“可触”,这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光辉所在。

中国近代曾经有过“疑古”思潮,认为夏代、商代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1928年开始的殷墟田野考古中,王陵的发现和甲骨文的出土,将殷代的历史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是对“疑古”思潮有力否定。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将夏代的宫殿建筑展现在世人面前,令世界为之震惊。它证明:中华历史中的夏代同样是真实可靠的。夏代不同于“三皇五帝”,它不是“传说”,而是“中华历史”的真正起点,是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可以这样认为,夏朝是中华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是“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而在此之后,则进入阶级社会,或称历史时代。

偃师二里头宫殿基址是夏代的都成所在,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二里头宫殿基址处于夏代的中后期。夏代最初的都城在哪里?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则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经发掘证实,王城岗遗址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不仅位置相合,时代相合,其内涵也相合。因此,王城岗遗址不仅是夏代的第一座都城,也是整个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都城。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谕的。王城岗遗址中有小城与大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决非一般:

1.从两城的位置看,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小城应是大城的一部分。

2.从两城的方向看,小城与大城的方向大体一致,而且大城的北城墙也是从小城的北墙外边通向五渡河内,由此可以推断:在修建大城时,是充分考虑到利用小城,并将小城作为大城的一部分而规划筹建的。

3.从两城建造的时间上看,小城始建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大城始建于龙山文化三期,连续使用到四期、五期。在发掘过程忠,发现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角。为小城早于大城提供了确切的地层证据【11】。小城在龙山文化三、四期时,其城内遗存与大城内遗存一样丰富,这说明小城与大城是同时在使用。

4.两城在建造方法上基本相同,城墙都是用河卵石作夯具,层层夯实而成,夯土土质纯净而坚硬,夯层厚度4~28厘米,夯层之间都用细砂隔离。两城在建造时,所使用的夯具、土质、夯筑方法、甚至每层的厚度都大体一致。由此可以判断,小城与大城是同一部落不同时候的人群建造的,其方法与技术具有继承性和连贯性。

5.小城与大城在功能上可能有所区分:在小城内发现众多的“祭祀坑”,推测小城与宗庙、祭祀有关。这样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先河:安阳殷墟的布局,其东北角也是宗庙建筑之所在。再到后来,就发展成“左宗、右社”。这是一国之都必备的“建筑物”,而王城岗遗址已经有了这样的“建筑物”,具备了国都的“雏形”。

据此,王城岗遗址应是夏代开创者大禹所建立的都城——阳城,它开创了中华历史的新时代,也开启了中华“国都”的先河。因此,王城岗阳城遗址是名符其实的中华历史第一都。

 

2015年5月23日于北京华威里寓所

2015年7月6日修订。

 

注释: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6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将夏之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1600年。见《报告》第8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

【2】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张春海:《叩开三千余年前早期中国大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日,第4版。

【5】刘白雪、常松木主编:《大禹与嵩山》(下卷)第36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

【6】同上,见第366页。

【7】李伯谦:《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序》(2002——2005)上,第2——3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大象出版社,2007年9月。

【8】同【5】见第365页。

【9】同【7】。

【10】同【5】,见第371页。

【11】同上,见第368页。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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