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夏文化研究

李伯谦

 从1959年夏徐旭生豫西“夏墟”调查(1)开启的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至今己有56年的历史。回顾这一历程，以“夏商周断代工程”(2)启动为界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1959至1995年是第一阶段，主要由学术机构、大学或学者个人分散进行；1996年至今，主要由国家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3)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为主导进行，但也有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进行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包括夏文化探索在内的研究模式转換的开端，对夏文化研究的推动，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前的工作

    1959年夏徐旭生豫西“夏墟”调查之前，考古工作者己经发现了早于郑州二里岗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就是：1953年春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韩维周等发掘的登封玉村遗址、(5)1956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陈嘉祥等发掘的郑州洛达庙遗址(6)和同年末中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发掘的洛阳东干沟遗址。(7)最近孙庆伟发表的《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8)一文提及，“在当时己有学者如安志敏(9)和石兴邦(10)就分别提出洛达庙和东干沟类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遗存。此外，1958年李学勤发表的《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一文，也提出过洛达庙遗存有可能是夏代的文化。(11)

 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和在此调查基础上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的试掘，是目的明确的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开端。试掘简报(12)将遗存分为三期，指出“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但与常见的河南龙山文化还不能衔接起来，尚有缺环；中期虽仅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则是洛达庙类型商文化”。“而此遗址内以晚期(即洛达庙类型)文化层分布最广，这是值得注意的，或许这一时期相当于商湯建都的阶段。更早的文化遗存可能是商湯建都以前的”。应当说，试掘者和简报执笔者当时已意识到二里头遗址包含有商代以前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即夏文化了。

  方酉生依据1960——1964年8次发掘写成的于1965年发表的发掘简报(13)，首次以二里头代替洛达庙提出了“二里头类型”的命名，认为“二里头类型遗址的相对年代，上限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下限早于郑州二里岗期的商文化”，“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在继承中原的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二里头遗址是商湯都城西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遗址中有早、中、晚三期之分，其早期的堆积，推测当早于商湯的建都时期”。方酉生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有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认识，对李伯谦后来提出二里头类型是“夷羿代夏”、“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的观点有启发意义；其关于早期堆积当早于商湯建都时期的推测，也是后来夏、商文化分期讨论中主张二里头文化四期分法中一、二期乃夏、商分界的意见的依据。这期间，二里头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号宫殿基址的揭露（14）和二里头四期的确认，尽管当时是把一号宫殿基址看作商代遗存的。

    从1966年至1976年，二里头遗址雖因“文革”的干扰致使发掘工作时断时续，但仍有诸如爵、斝等青铜礼器和戈、戚等兵器及戈、钺、柄形器等玉器 的出土。(15) 

    继二里头遗址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于1974年又开始了与二里头遗址大体同时的东下冯遗址的发掘，(16)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安金槐带领下于1975年开始了对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17)

 在围绕夏文化探索开展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1977年秋在登封召开了被称为笫一次夏文化研讨会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现場会”，(18)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亲临会议并做了题为《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的主旨讲话，(19)他关于“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的文化”的意见得到广泛认同。会上二里头、东下冯、王城岗等考古队的领队 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与会代表就何种遗存是夏文化及夏、商分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邹衡教授提出的《郑州商城亳都说》(20)成为会议热议的中心。综合讨论的意见，关于夏文化和夏、商分界主要有四种观点：即  二里头一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夏文化，二、三、四期为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倶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

    此次会议之后，夏文化探索更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从1978年至1995年，二里头遗址继续有新的发现：布局规整、严谨的二号宫殿基址的揭露，(21)几十座二、三、四期中小型墓葬及其多见陶爵、盉基本不见鬲的随葬品组合， 以及爵、斚、牌饰、钺、环首刀等青铜器和牙璋、璧戚、刀等玉器的出土 ，(22)更鲜明地呈现了二里头文化墓葬的特色。 期间，二里头文化分为二里头、东下冯两个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的论定，(23)两个类型C14测定年代报告的初步发表，(24)  新砦遗址的试掘和赵芝荃“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提出，(25)  以及李伯谦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夷羿代夏”、“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的推断等，(26)既表明夏文化研究的复杂性、艰巨性，也标志着夏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总的情况是，与夏文化有关的可能的观点大体雖己提出 ，但倾向性或明确的结论似乎尚未形成。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的夏文化研究

1996年由时任国务委员宋健、李铁映发起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参加的人文科学有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参加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有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测年科学。考古学的任务和研究途径是“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 的C14年代测定”。对夏代年代来说，当然首要的是要从考古学上回答何种遗存是夏文化以及其分期框架，并按期别和层位採集系列含碳样品，进行C14测定。之后，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进行整合，确定夏代的起始与终结年代，提出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

针对这一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经论证 提出了“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和与之相关的“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课题，下面分别设有“早期夏文化研究”、“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分界”及“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等专题，毎个专题下面又分别拟出需要发掘、通过发掘採集测年标本的遗址。后来随着工作的进行，又增加了“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新砦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两个专题。

课题、专题和各专题拟发掘遗址的确定，是一个艰难的不同学术观点交锋、切磋并互相理解和包容的过程。我们专家组共21个人，做考古的有安金槐、邹衡、张长寿、俞伟超、严文明、殷玮璋和我7人，正如大家知道的，在夏文化和夏、商分界问题上，观点并不相同，安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邹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不是，殷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是夏商分界，我则倾向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和讨论，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前提下，从不同学术观点中尽量拮取合理成分、汇聚最大共识，并相互体谅、包容，最后形成了上述几个专题和拟发掘的遗址，这恐怕是开展夏文化探索以来取得的重大进展，成为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性纲领，真是来之不易。在拟出的需发掘的遗址中，除陕西商州东龙山是正在发掘的 ，其他二里头、王城岗、新砦、郑州商城、僵师商城等都已经过发掘，有的还是发掘过多次的，如果不是断代工程，我想除几个大的己被确定为都邑性的遗址，其他一些遗址恐怕很难再有动土的机会，即使有这样的可能，那也不会来得如此么之快。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考古工作有自己的特殊性，限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有些发掘不得不延续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正是这些遗址的重新发掘和后续发掘，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收获有：

    1.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晚于原先小城的大城，其北墙打破了小城城墙，面积达34·8万平方米，是河南省当时已知龙山文化城址中最大的；

    2.新砦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典型的地层叠压关系，以及龙山晚期和新砦期两座城址；新砦期遗存中含有一定数量的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其本身尚可分为早晚两段；

    3.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发掘发现了更为丰富的可用以比较研究其始建年代早晚的新资料；

    4.这些新的发掘，都按期别和层位採集了校多的含碳样品，保证了C14测年的需要；测年和制样仪器设备经过了必要的更新改造，提高了测年精度，保证了测年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些新的发掘和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的后续发掘及研究，特别是对系列含碳样品的C14年代测定以及与文献、天文等有关学科成果的综合分析，才使得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1.以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构成了夏文化发展的完整系统；

    2.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的规模、年代、内涵表明，它即是文献中提到的“禹都阳城”的阳城所在地；

    3.新砦期遗存含有较多东方文化因素的事实，证明文献所云 “夷羿代夏”可能确有其事，该类遗存即是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时期的遗存；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则是“少康中兴”至夏桀灭国时期的文化遗留；

    4.郑州商城宫城是在商灭夏前于亳地建立的城邑基础上兴建的，郑州商城宫城、内城、外郭城是湯灭夏后所建的国都——亳，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基本同时而略晚，是后来被称为“西亳”的陪都；

    5.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实现了商灭夏的政权更迭，商文化代替夏文化的重大变化则是在郑州商城作为国都和偃师商城作为陪都始建时才明显显现出来的。

6.夏文化兴起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消亡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C14年代测定和文献学、天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给岀的夏朝年代是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046年。 

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来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是2004年正式启动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准备，始于2001年，止于2003年，重点是梳理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状况，为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铺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已进行了四期，五期是否继续尚未最后确定。通过15年的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就与夏文化探索有关者而言，即可举出以下诸项：

    1.发现并发掘了从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多座城址，包括前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新宻新砦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和新砦期城、 荥阳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偃师二里头宫城及多座大型宫殿基址，新发现的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郑州东赵新砦期城和二里头文化城等。为研究夏时期的文化面貌、社会结构提供了直接证据；

    2.围绕上述发现的重要城邑、聚落，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展开了环境、生业、经济、技术、贸易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深化了对当时社会发展高度的认知；

3.扩大了对中原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以外地区相关遗存的调查发掘，加大了夏时期中原地区与周邻地区文化关系的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 尚未结项，更多成果尚未批露，其中是否有关于夏文化的新认识、新观点我们将翘首以待。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各学科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就考古学来说，对夏文化的确定我认为是最值得称道的。

注释：    

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考古》1959年第11期。 

2.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简本)》  

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1999年下半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结项前由专家组征求意见提出建议基础上，经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研究后依照程序申报，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立项 ，由李学勤、李伯谦、仇士华主持，时间由2001年至2003年。

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结项后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由王巍、赵辉联合主持，迄今己进入四期尾声

5.韩维周等：《河南省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

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0期。

7.中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8.孙庆伟：《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 》，《中囯囯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5期。

9.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10.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10期。 

11.李学勤：《迈年来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8期。

12.中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诊第4期。

16.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1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上第一章第二节 ，大象出版社2007 年。

18.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場会》，《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2期。

19.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1期。

20.邹衡：《郑州商城即湯都亳说》，《文物》1978年2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4期。

23.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北京)，1980年；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1期。

24.仇士华、蔡莲珍、洗自強、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沉测定报告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宻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5期；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北京

26.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

                           （本文作者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