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洪水治理与国家的形成^*

张新斌

洪水与洪水治理，是古史传说时代极为重要的事情，在中国上古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五帝时代，至少从颛顼时期开始不但有了专门治水的部族，而且许多大事都与治水有关联，由于洪水治理需要动员与整合更多的力量，并由此拉开了由部族到国家的推演的进程。本文试图通过相关探索，能对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国家形成的研究有所启迪和帮助。

一、上古时期的洪水规模与时空范围

1、上古洪水的规模与时间范围

颛顼时期。《淮南子·兵略篇》：“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又见《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共工氏是五帝时代著名的治水部族，《淮南子·天文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反映了共工氏与古史正统系列的颛顼一争高下，在这里不仅反映了以治水见长的共工氏具有较强的实力，也反映了洪水之患在颛顼之时已经开始。

帝尧时期。此时的治水仍然体现在共工氏的活跃上，如《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雍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共工氏之所以如此影响天下，关键如《管子·揆度》所言：“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而尧时期洪水为患，其时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以上文献所记，深刻反映了帝尧时期洪水的规模与影响。而在治水方面，尧用鲧治水，也是当时的重要举措。《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尚书·尧典》也有关于治水的一段对话：“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载！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因此，尧时的第一政务，实际上便是治水，我们从文献中简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洪水的危害十分严重，并由此形成了上古洪水泛滥的第一个高峰。

舜禹时期。大禹治水，是上古洪水治理的高潮，但是大禹治水活动则是源自于帝舜之时，而关键则是替代了其父鲧的治水的失败。《尚书·洪范》：“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关于舜时洪水的规模，《淮南子·本经篇》：“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类似的记载还有，如《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野，平高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尸子》卷上，“古者龙门未阙，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由此可见，在舜禹之时，不但出现了主要河道不畅，还出现了所谓的“逆流”。《尚书·益稷》保留了帝舜与大禹的一段对话：“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ㄨ。’”这里的“洪水滔天”，极其形象地描述了这个时期洪水泛滥所达到的第二个高峰，而从大禹治水所历时日及艰辛程度来看，舜禹时期是洪水泛滥的顶峰，也是上古时期洪水治理的高潮与顶点。自大禹之后，有关洪水泛滥的大量记载的情况已不多见，至于商代都城屡迁之历史如果说与洪水有关的话，但这个洪水与大禹时洪水之患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所标列的大禹时期始自公元前2070年。^［1］结合许顺湛先生关于五帝年代框架的最新研究成果，^［2］颛顼时期约350年（前2900年至前2550年）、帝喾及挚尧时期约400年（前2550年至前2150年）、帝舜约50年（前2150年至前2100年），那么这次洪水的总体时间范围应该在公元前2070年至前2900年之间，当然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会形成若干个高峰期。

2、上古洪水的规模与空间分布

关于颛顼时期的洪水，因记载较少，而无从知道其具体的范围，但从洪水发生初期的一般情况分析，这个时期洪水的发生可能是局部的。不过尧时期的洪水，从所谓“泛滥于中国”的词语分析，其范围至少分布于东部黄淮平原的广大地区。《说文解字》十一下：“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反映尧时洪水涉及较广的地区，如涉及到荆楚等长江地区，《汉唐地理书钞》所辑《盛弘之荆州记》：“空冷（舲）峡，绝崖壁立数百丈，飞鸟所不能栖。有一火烬插石崖间，望见可长数尺。相传云：尧洪水时，行者泊舟于崖侧，爨于此，余烬插之，至今犹存，故曰插灶。”又辑《袁崧宜都山川记》：“宜都山绝崖壁立数百丈，有一火烬插其崖间，望可长数尺。传云：尧洪水，人泊船此旁，爨余，故曰插灶。”又有《艺文类聚》卷七引《荆南图制（副）》：“宜都夷陵县西八十里有高筐山。古老相传，尧时大水，此山不没，如筐篚，因以为名。”洪水当然更涉及到东部平原区，《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郡国志》云：“济州有深山。故老相传云：尧时大雨，此浮水上。时有人缆船于岩石间，今犹有断锁。”治洪的传说在关中地区也有流传，如《锦锈万花谷续集》卷一，“尧时洪水，于此山作市，故名尧市。在长兴县。”《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引《三秦记》：“终南山，一名地胏，可避洪水。俗人云，上有神人乘船行，追之不可及。”又有《说郛》六十一辑引《关中记》：“昆明池曰神池灵沼。尧治洪水讫，停船此池，盖尧已有池。”以上这些传说只是尧时洪水所涉及的部分地区。

舜禹时期的洪水规模较尧时要大，其关键便是洪水涉及了更广的地域范围。《拾遗记》卷二，“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则鼋而为梁，逾翠琴则神龙而为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践羽山之地，皆圣德感鲧之灵化。”这里的“疏川奠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禹治洪水所涉及的宽泛的地域范围。《淮南子·要略篇》：禹“剔河而道九岐，凿河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淮南子·修务篇》：“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又见《荀子·成相篇》：“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以上记载，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感受大禹治水所涉及的区域的广阔。

禹的治水传说在全国的许多地区都有流传，并保留有相关的遗迹。如在甘肃，《水经注·河水》：“洮水又东径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十三州志》：“岷山，无草木。其西有天女神，洮水经其下，即夏禹见长人受黑玉书处。”四川也有大禹遗迹，《巫山县志》卷三十，“斩龙台，治西南八十里。错天峡，一石特立。相传禹王导水至此，一龙错行水道，遂斩之，故峡名错开，台名斩龙。”东南地区的大禹真迹，见《汉学堂丛书》辑《河图绛象》：“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海内十州记》：“昔禹治洪水即毕，乃乘蹻车度弱水，而到此山（钟山），祠上帝于北阿，归大功于九天。”《太平御览》卷七七O引《郡国志》：“越州百涂山有石船一丈，禹所乘之。”《金镂子·兴王篇》：“禹殂，葬会稽，庙中有铁　石船。庙内有涂山神姑之像。”《水经注·江水》：“江水历禹断江南，峡北有七谷村。两山间有水清深，潭而不流。又《耆旧传》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是泻水，禹更开今峡口。水势并冲，此江遂绝，于今谓之断江也。”山东、河南为治水重点区，因而大禹的传说更多。如《水经注·河水》：“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又，《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嵩阳记》：“山东北五了山上有池，池有破舟，云禹乘来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淄州淄川县东北七十里，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另外，在长江中游的江西也有与大禹相关的遗迹。《汉唐地理书钞》辑顾野王《舆地记》：“江西庐山紫雷峰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缒入摹之，凡七十余字。”以上所记仅是大禹治水所及的见于文献的极少的地点，但从总体的情况分析而言，大禹时期大洪水的泛滥几乎遍及黄淮海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有的专家“认为古代洪水只是发生在河、济之间，即《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及其附近地区。……只有这兖州，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较西部黄土高原丰富，最易受到水潦的袭击。”^［3］这种观点只是深刻地反映这次洪水泛滥的核心地区的情况。那么，我们不能低估这次影响，或者说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估价这场洪水及相关的治理活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尤其是国家进程的影响。

二、上古时期洪水治理及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与意义

1、争权力

在上古治理洪水的进程中，不能忽略的是共工氏与鲧禹的治水，以及他们在权力旋涡中的沉浮。

共工氏是当时最重要的治水部族，在五帝时代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由于治水上的优势，而似乎要在政治生活中一争高低。如《列子·汤问》：“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淮南子·原道篇》：“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共工氏对于尧舜政权的变更这样的大事，当然也有发言权。《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周书·史记解》：“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学术界关于共工氏的认识，有所不一。有的认为，共工是黄河中游地区古姬羌部族祭祀的水神。^［4］也有的认为它是由关中地区而迁移中原地区的炎帝族在东方最著名的氏族部落^［5］。但从文献所记共工氏的治水经历看，共工氏是一种势力的象征，当然也是一个落败了的英雄。他利用治水形成的权威试图在政治上有大的作为，但以悲剧而告终。

鲧禹部族是继共工之后的治水部族，但从文献所载的治水的父子二人有着截然相反的命运，也可以说禹的成功实际上是建立在鲧的失败基础上的成功。《史记·宋微子世家》：“在昔鲧堙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述异记》卷上，“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为羽泉。”又，《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依文献所言，鲧在治水中并没有成功，不过，有的学者认为“鲧是为夏部族的利益而牺牲的，而且在治水的活动中也建立了功勋。”^［6］但是由于主持治水本身是一项十分重要或者说非常有份量的任务，因此他甚至可以角逐最高权力，当然他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不过不管怎么讲，从共工氏到鲧，他们均有在最高层位角逐的机会，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平静的世界被洪水支解的时候，参与治洪的英雄们不但有了权威，有了自我的优越感，并以此增加了向最高权力攀拿的资本。实际上，文明时代的权威亦或王权的建立，不能说不是从这里开始的。

2、作城邑

城市一般讲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城的起源，依文献之说却与治水部族发生了联系。《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世本·作篇》：“鲧作城郭。”也就是说，鲧所发明的城，不但有城，而且有郭。《淮南子·原道篇》：“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务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这里，鲧之城不但有了高度，而且还将城与所谓“德”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是不相容的。关于对治水部族发明城的这样的历史现象，徐旭生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有这样的认识，他说：“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共工氏所发明，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作护庄堤。因为共工氏不过防它自己氏族的淹没，所筑有限，鲧却是为各部落所推，大规模地工作，所以创作城郭的荣誉不正确地归于他。主要的城恐怕是筑起以防宗邑帝丘的淹没，余下的防御其他城邑。规模也许相当地大；不惟包围人民的庐舍，并且包围他们的耕田。每年秋后雨季过后，他就发动民众，大兴工程，觉得明年雨季大约可以不怕，可是次年雨季山水一来，又复飘没。他想不到水流不畅，防治无益，就又再作，加高加厚，历年加高，或真有些到了‘三仞’。”^［7］徐旭生先生，从治水的角度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城的起源，实际上是道出了城市起源的本质特点。而从考古发现看，在文献有关“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告成镇，不但发现了类似内城的王城岗遗址，也发现了内城之外的郭城遗址，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的印证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聚落形式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其实是由治水而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3、作宫室

宫室的概念是个全新的概念，《世本·作篇》：“禹作宫室。”说明禹是宫室的发明者，或者说是最早使用者。那么为什么在这时出现了类似于以后帝王居住的宫室呢？这一方面反映了大禹治水时形成了类似于后代的王权，因而便有所谓的宫室。至于宫室的形式，也与治水有关。《说文解字》十一下：“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这里的关键是“民居水中高土”，即在洪水时期最安全的地方自然是高阜，《淮南子·齐俗训》：“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又见《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可见在当时洪水季节，保护自身安全者便是选择水中的高地避难。由此我们观察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城址的宫殿基址都是选择高土台上，除了巍峨壮观外，最早的最实用的原因与避水防潮有着。《山海经·海外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反映了高台在上古时期有着较多的历史传承。而与台相关者还有丘，《风俗通义校释》卷第十对“丘”有专门的解读：“谨按《尚书》：‘民乃降丘度土，’尧遭洪水。万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决江疏河，民乃下丘营度爽垲之场，而邑落之。故‘丘’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诗》云：‘至于顿丘，宛丘之下。’《论语》：‘他人之贤，丘陵也。’《尔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实际上，由丘到台，反映了人们在治水过程中对自身安全的最佳选择，丘为自然的高地，台则多是人工构筑物，台与宫室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高台建筑。这种建筑特色在春秋战国城市中表现更为明显，“如果说春秋战国城市的高大土台可以用作防御敌人，监视人民的话，但其雏形则是用于避水之用，以便在黄河泛滥之际保证统治者的生命安全，而这种由无意识造就的巍峨壮观的景象，以及军事政治上的作用，则是由防水派生而来的。”^［8］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都城建筑的特色，而形成特色的关键便是上古时期的洪水与洪水治理。

4、定九州

上古时期大洪水不但改变了多年来形成的地理地貌特征，使氏族或部落间约定俗成的边界变得富于争议起来。大禹治水之后，便是依照新的地理特征，确定当时的疆域为九个大的板块。《诗经·商颂》：“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左传·襄公四年》则更加具体描述道：“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类似的记载还有，《山海经·海内经》：“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又，“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从《禹贡》中关于九州的划分，虽然具有一定的后代预测的成份，不过这毕竟开启了以地域为行政区划的新纪元，实际上以地域为单元的区域模式是以国家为代表的文明社会统治的重要形式，可见在这种形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大洪水与洪水的治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在治水过程中的技术的进步

治水是一项极大的工程项目，这种项目其动员的人力，耗费的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激发人们在技术层面上取得更多新的收获。《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子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段文字实际上透露了诸多信息，反映了治水活动促进了诸多科学与技术的发明。其一是数学与测量技术。这里的“准绳”、“规矩”，实际上是测量时的必备工具，尤其是圆规与矩尺的发明，实际上是治水过程中数学知识积累的结果。《周髀算经》所言：“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反映了大禹治水，的确促进了数学的进步。其二是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发明与进步。文献中提到了的车与船，其中车的发明可以早到大禹之前，《太平御览》卷七七二：“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墨子·非儒下》：“奚仲作车。”《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奚仲始作车。”补注本云：“澍按《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左传》注：奚仲为夏掌车服大夫。《后汉·舆服志》、《荀子》注并云，奚仲为车正。《淮南子》：奚仲，尧时为车正。《文选》注引《文子》云，奚仲为工师。《山海内经》谓，奚仲子吉光，以木为车。郭景纯注，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意。《吕氏春秋·审分》览，奚仲作车。高诱注，奚仲，黄帝之后任姓也。传曰：为夏车正，封于薛。”以上集引文献及诸家考释基本可以证明大禹朝代发明了车，实际上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并无相关的考古遗存，不过自夏代以后的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战争中大量使用车战，而车的技术在商周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过追根寻源，尽管在黄帝时虽然不排除已有了车的雏形，但真正有更多的实用功能和技术进步的车的出现，实际上是离不开大禹治水，或者说车的进步实际上是大禹治水的结果。至于“橇”，《史记》：“集解骃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绝之蕝。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正义按：橇形如船而短小，两头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进，用拾泥上之物。”反映在治水时专门发明了在泥上行走的工具。而“檋”，《史记》：“骃案：如淳曰‘檋车，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正义按：上山，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前齿长，后齿短也。”这种专门的登山工具的发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禹时代的治水活动的确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三是农业与相关技术的发明。在这里讲到了在低温地带种植水稻问题。《博物志》卷六（指海本）：“海上有草焉，名筛。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至冬乃讫，名曰自然谷，或曰禹余粮。今药中有禹余粮者，世传昔禹治水，弃其所余食之于江中而为药。”《述异记》卷下，“今药中有禹余粮者，世传昔禹治水，弃其所余粮于江中，生为药也。”尽管从考古发现可证，水稻的种植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文献中提到的“禹余粮”，以及由食物而成中药，应该与大禹有着较多的联系，这也反映了大禹时代在农业与中医药方面的新的进展。至于《尸子》卷下，“禹理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这类记载，虽有荒诞之处，但也折射出在大禹治水时，在文化上的进步。“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即可较清楚地了解治理黄河等洪水的活动对相关科学技术的影响。”^［9］

三、大禹治水的地质背景及王权的确立

1、大禹治水的地质气候背景

上古大洪水有着深刻的地质与气候背景。根据地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我们新近完成的“济水与河、济关系研究”课题的结论，在进入全新世，即在距今1万年以来至0.4万年之间，发生了自更新世后期以来的第三次大的海侵，海侵是由于地球处于间冰期，气候变暖并导致冰川融化造成的。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大多“都有全新世海侵的记录。这次海侵大致出现在七、八千年前，在五、六千年前达到高峰，海面高程比现今约高3－4米，此后海退。这一进程与冰后期气候变迁过程基本同步。”^［10］从地质学考察的有关资料可知，在黄淮地区海水深入到陆地二、三百公里，而这也正与《孟子·腾文公下》所言的“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的文献相互印证，因此气候变暖引发的在整个黄淮海平原所形成的，基本上所有水系的洪水泛滥，使得洪水的治理已不是某一个局部地区的事情，或者说局部的治水已无济于事。

在讨论黄淮平原这个中国文明的大舞台时，尤其是对文献中的如此渲染的大洪水以及治水的记载，那么必须从与这个大平原的水系结构进行有机的联系。地质学的资料表明，与以泰山为代表的鲁中山地以及中部隆起带为轴线，形成了南部的的所谓黄淮平原与北部的黄海平原，从西部高原出山后的黄河以及其他河流在基底构造的影响下，南北摆动。而从黄河的早期发育史来看，黄河在更新世晚期主要呈南流淮河而入海的趋势。一是从黄淮平原的早期地形来看，这里起伏较大，其中北部有着厚达10米的黄土堆积，但总体来看，黄土堆积的厚度并不均匀，“晚更新世末期，淮河平原本是一片坎坷不平的地面，到全新世初期，逐渐为冲刷的粘土所填平。”^［11］而在东部沿海分布有大量湖泊与沼泽，实际上与黄淮下游呈漫流状不无关系。二是从黄淮平原的水系流向分析，基本呈西北东南的放射状而流布，沙水、涡水、涣水、睢水、泗水、汴水等严格来讲并没有河流发源地，而实际上是早期济水的支津，当然也是连结济、淮（也即早期黄河）的通道。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早就注意到了“上古时江淮的下游相通”，“上古时河淮的下游相通”，他认为直到春秋时期吴王夫差霸中原，乘船北上依然是在原有的相互联通的水系略微修整后，而依水道北上中原。他还认为：“为什么黄河南岸有几个无源的水道向较远的淮系流去？那一带固然有溱水要求宣洩，但没有山岭阻隔，照常理论，最少一部分应该归入黄河的。可是，当大平原尚未完全形成的时代，黄河南侧的溜势循着自然向东南方面散漫，那边的潦水当然也跟着流出。黄河正流的河身因为携带泥沙较多，比两侧渐抬渐高，又因时代越后，人们在正河边缘所筑拦防越多，南边的潦水遂不能够归入黄河，我们明白了这种形势，便晓得有史以来河淮两系虽经过许多捣乱，为甚么直到今日，依然保持着贾鲁河、惠济河那两三个渠道了。”^［12］岑仲勉先生的认识实际上在《禹贡》中也能得到证实，因为《禹贡》中的诸多江河水系，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其中虽然体现了古代文人所谓的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的理念，但实际上也应该是黄淮海大平原早期水系的真实写照。三是在黄海的河口三角洲的地质堆积也印证了黄河南流入海的史实。如在晚更新世时，即在1.2万年之前，“当时黄河和沂沭河水网开始相互连通，形成黄河向东南流注黄海的另一支入海通道。”^［13］与此同时，黄河冲积扇“扇体东缘还有3条古水道经商丘、鹿邑一带进入苏皖，从地望看，与历史时期的汴水、濉水、涡水泛道极其接近”，而到“晚更新世晚期,南部冲积扇略有收缩,但仍然保持着黄水入淮的势头。”^［14］这种情况延续到全新世初期，“黄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淮河下游还是相连着的。河济带下大量泥沙，黄河三角洲逐渐向前伸展并形成沙坎。”^［15］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早期黄河在南部入海，以及进入全新世以来的冰后期的气候变暖引发的洪水与海侵，实际上黄河泥沙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在南部河道的长期的游积的过程中，由于气候的异常导致的洪水，使原有的河道告危，因而引发了在大平原地区前所未有的灾难性的情况，并涉及整个平原地区各个部族的安全，与此同时由洪水引发的黄河的大改道，并由此开始了黄河由南流而北流的最早的轮回，大禹治水的结果，便是将黄河侵夺济水北道固定下来，而使济水东道成为黄河的正式支津，这样黄淮海平原的原有水系被打破，而重新组合后的水系结构，基本构成了历史时期人们对平原水系的最一般的印象，也许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2、大禹治水与王权国家的确立

①大禹以身先士卒、艰苦卓绝的人格魅力成为治水的英雄，当然也形成了权威以及王权建立的基础。治理洪水是对上古社会的一个重大考验，这是因为在大禹之前，有共工氏、鲧的治水的失败，这种失败给众多部族带来了惶恐与不安，对于肩负帝舜治水重责的大禹而言，即是机会更是挑战，自此大禹开始了十余年的洪水治理生涯。文献中尽管没有更多的信息，但从有限的文字中，我们仍能体验到大禹治水的精神与勇气。如《史记·夏本纪》所言，禹“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淮南子·要略篇》亦言：“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民为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河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韩非子·五蠹》亦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民为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从以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大禹作为带领众多部族治水的光辉形象，直到今天“三过家门而不入”，仍是人们所崇尚的公而忘私的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长期亲民爱民的形象，铸就了大禹的应有的地位，这种神化了的印象正是王权，亦即集权的基础。

②大禹治水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强化。这是因为，治水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用诸多部族共同参与的全民的动员，必须牺牲局部的或部族的利益。《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是大禹权力的王权化的具体表现。《淮南子·修务篇》：“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里的“定千八百国”，实际上是大禹王权的民意基础。《吴越春秋·赵王无余外传》：“禹济江，南省水理，黄龙负舟，舟中人怖骇。禹乃哑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性也；死，命也。尔何为者？’颜色不变，谓舟人曰：‘此天所以为我用。’龙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计于苍悟而见缚人，禹捬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无道，罪及善人，吾闻一男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为帝，统治水土，调民安所，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证也，故哭之悲耳。’”这反映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已形成帝王观，以及天授神权之观念。在《史记·夏本纪》中，在谈到舜帝在世时，“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又记，“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候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这里讲到帝舜到帝禹之间权力的交接，并不是依照古老的禅让制进行，而是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形成了王权。于是，当帝舜之后，大禹即位似乎已是顺乎民意与天意。《史记·夏本纪》对这一过程也有进一步描写：“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禹到启，即家天下的过程，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在治水过程中，加深了彼此间的联系及加强了领袖的权力，促使王权产生，促使了由原始向阶级社会的过渡。”^［16］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国家的形成是其内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各种因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或者说是社会内部各类因子长期积累与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大洪水以及治洪这种似乎是外力的作用。关注这种现象的美国学者魏特曼在他的专著《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了“治水社会功能导致专制社会”，^［17］我们对其具体的论断并不能完全苟同，但是在平原地区如果真正遇到前所未见的大面积的、全方位的水患，并以此动员诸多部族共同参与时，不能不需要权威，那么，至少在王权诞生的过程中，治水的作用应该给予客观地评价。与此同时，“治水工程需要统一的部署安排，它不可能完全按原有的血缘关系进行分工，而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划分为基础。”^［18］而且，“由于要组织各氏族部落的参与，同时也要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势必使后来松散而比较缺乏约束力的联盟过渡到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权力机构。”^［19］这也许，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国家夏王朝所建立的最为直接与表象的原因之所在。

注释：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6页。

［2］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序。

［3］沈长云：《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4］叶林生：《共工考》，《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5］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

［6］杨钊：《鲧、禹治水及其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

［8］张新斌：《黄河与中国古代城市》，载《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9］王星光、张新斌：《黄河与科技文明》，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10］卢演俦：《我国全新世海岸线变迁与构造运动》，《中国第四纪海岸线变迁与构造运动》，海洋出版社，1985年。

［11］《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12］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1页。

［13］胡一三主编：《黄河防洪》，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14］鲁枢元、陈先德主编：《黄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等联合出版，2001年。第56页。

［15］《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3页。

［16］李先登：《试论中国古代城市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

［17］刘修明：《“治水社会”和中国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

［18］王润涛：《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9］沈长云：《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本文作者为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省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秘书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