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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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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都阳城与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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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都阳城与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

  • 分类:名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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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5-09-2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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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都阳城与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

 

方燕明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洪水说、鲧作城、大禹治水、禹都阳城等,一直是中国历史中备受关注的系列问题。笔者自1996年以来,先后承担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项目中若干与早夏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起源等相关的课题研究,有机会和可能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若干问题,且有收获。本文将采用徐旭生先生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结合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讨论学术界关注和感兴趣的中国古史中的问题。

一、“洪水说”的文献与考证

关于“洪水说”的文献与考证,徐旭生按照材料的内容与写定的先后,大概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商周到战国前期的作品。如甲骨文、金文及《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等书。第二期,包括战国后期到西汉末的作品。如先秦诸子、《周书》、《山海经》、《国策》、《大戴礼》、《史记》、《淮南子》等著述。第三期,东汉以后作品。如谯周、皇甫谧、郦道元诸人书中保存的一部分古代原始的民间传说,可补前人著述的不足。对于传说故事,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要在研究中鉴别真实的历史成份,由可靠的线索中理解史事的真相[1]

关于洪水发生的地域,徐旭生认为: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荆州的西部,山岳绵亘,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洪水所指主要地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城。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此外全无关系[2]。徐旭生指出:炎、黄两大部落顺着渭水及黄河两岸东下,太行及熊耳、外方各山麓就有很多的古国(氏族)。我们所知道尧、舜、禹时期的国(氏族)名很少,姑就所知道的主要国邑一考其所在:属于炎帝部落的共工氏建国于太行山南麓。共工族人四(即太岳)受封于许。就是今河南中部的许昌。陶唐氏旧地应该是在今河北省唐县、望都一带。有虞氏的旧地大约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境内。皋陶旧地在曲阜。夏后氏的旧地,《周书·度邑篇》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朱右曾说:“洛汭,洛水入河之处,在河南府巩县北;伊汭,伊水入洛处,在河南府偃师县西南五里。延,及也;易,平也。”这是说从洛汭到伊汭,土地平坦,没有险阻,为夏后氏旧居。《孟子》书说:“禹避舜之子于阳城”,阳城就是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的告成镇。《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有“夏禹国”的说法(阳翟今禹县),这一切全足以证明夏后氏旧地在黄河以南,外方山跟,离河南省东部平原很近。那么,当时的著名氏族差不多全在兖、豫、徐诸州境内,或在冀州东部与黄河相离不远的地方。可是这些地方却受洪水冲击,人民“荡析离居”,也难怪当日的君臣上下震骇恐惧,警为滔天大祸了。关于洪水的原因,徐旭生指出:《庄子·秋水》有:“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之文。《管子·山权数》也有“禹五年水”之文。《荀子·富国》有“禹十年水”之文。《淮南子·齐俗训》也有“禹之时,天下大雨”。这一些全可以证明尧舜禹时代恰好遇着雨量由少变多的周期[3]

徐旭生先生对洪水的考证结果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洪水的洪原来是一个专名,指发源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小水,因为辉县旧名共,水也就叫作共水,洪字的水旁是后加的。因为它流入黄河后,黄河开始为患,当时人就用它的名字指示黄河下游的水患。至于洪解为大是后起附加的意义。2、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是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境,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余州无洪水。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说法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渐扩大而成的。3、当时的著名氏族差不多全在兖、豫、徐诸州境内,或在冀北东部与黄河相离不远的地方。

随着考古学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二)”等项目的开展以及所强调的多学科研究,使我们有可能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洪水说和大禹治水等问题予以廓清和解释。

二、环境考古的洪水证据

近年来,我们在淮河水系的颍河中上游地区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和周边遗址的考古调查中采集了大量反映环境信息的植物样品进行了孢粉、植硅石和浮选炭化植物种子的鉴定。通过对这些植物遗存的分析可以看出,颍河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疏林草原气候,木本与草本植物的比例已超过15%。对王城岗出土木炭碎块的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周围分布着大量阔叶树栎林、其他阔叶树种和刚竹属,因此王城岗地区具有亚热带气候特点,龙山文化亚热带北界比现在偏北。其后的二里头时期和春秋时期均不如龙山时期温暖湿润,但龙山时期以来的居民均喜欢以栎木作为薪材。同时,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的遗存中均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莎草科、泽泻科等水生植物,另外在各类农作物中水稻的比例虽然不高,但几乎在所有调查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一定的数量,说明当时降水量较充足,遗址周围应该有相当面积的水域的存在。尤其是位置更偏南,处于嵩箕山脉之间呈圈椅形地貌特征的瓦店遗址不仅水生植物和水稻的比例较高,而且还发现有水牛等典型亚热带动物,说明当时的环境是相当温暖湿润的。与龙山文化晚期相比,二里头文化的木本植物大大减少,木本与草本植物的比例降至9.2%,莎草科、泽泻科等水生植物的数量也急剧减少。据此推断,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气候很可能朝干燥的方向发展[4]

有学者认为:整体来看公元前4000年至前1500年间中原腹地的气候温暖湿润,属暖温带——亚热带疏林草原气候,气温和降水量均比现在高,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便于古人类生存繁衍。地处中原中心的洛阳盆地,从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千年时间内气候温度湿润,湖泊沼泽较为发育,尤其是盆地的中心地势低洼地带很可能分布有大片的湖沼。龙山文化早期气候开始转向干凉的方向发展,并一直持续到二里头文化初期,各地湖沼已基本消亡,人类能够在地势开阔的伊洛河冲积平原上活动。该区小区域气候相对稳定发展,较少受到剧烈环境波动事件的影响,但自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区域环境景观的变化十分显著,主要表现为湖泊的消亡和大片冲积平原的出现。相比之下,郑州地区降水量的波动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初期的阶段里,剧烈的降水变化和突发性的洪水事件时有发生,低洼地带的湖沼面积广阔,一些大型的湖泊如荥泽、圃田泽直至历史时期仍广泛见诸文献记载。该区小区域性气候波动显著,加上龙山文化以来的黄河多次改道,导致区域环境生态的稳定性差,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变迁频繁。颍河中上游地区和沙汝河流域气候更加温暖湿润,区域性环境波动虽然存在,但变化并不剧烈。与洛阳盆地相比较,这里的降水量比较充沛,自仰韶至龙山文化一直存在一定面积的水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气候才朝干燥的方向发展,但该区的区域性环境景观变化不大[5]。一些第四纪研究者曾经指出中国全新世气候的变迁主要受东亚季风的影响,主要降水为来自东南海洋地区的暖湿气流与来自西北内陆的冷干气流交汇而形成,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6]。中原腹地正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地形地貌复杂。嵩箕山脉的东南地区由于面向东南季风区,易于接受来自东南海洋的暖湿气流,加上山地的台升作用,降雨量充沛。尤其是一些河谷地带,比如双洎河上游、颍河中上游和沙汝河流域多有三面环山向东南平原敞开大口圈椅式地形的迎风坡,极易接受暖湿气流,形成暴雨和洪涝灾害[7]。相反,洛阳盆地等地,由于四面环山,冷干的冬季风和暖湿的夏季风都不容易吹到,气温和降水的波动相对不明显,尤其是夏季受幅热带高压带的控制时间长,降水量少,时常出现干旱[8]。根据现代气象学的研究,豫西地区不同区域的降雨量的差异很大,其中以洛阳盆地的偃师一带最为干旱,年均降水量低于沙汝河流域等地竟达350毫米左右[9]。由此可见,洛阳盆地龙山文化以来气候的干燥、湖泊的消失以及郑州等地的气候波动,洪涝灾害的频发等很可能都与复杂的区城地形地貌所导致的中原各地小区域气候的差异有关。

三、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有关于洪水斗争的,较早见于与颛顼“争为帝”的共工氏的事迹:《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氏平土的方法是《国语·周语下》“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把高地铲平,低地垫高,故而失败。到尧舜时期,洪水的记载多了起来,成为五帝时代后期的主要历史事件。尧舜时关于洪水的记载,先是治水不成功,后才有治水成功的记载,据《史记·夏本纪》:“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又改用大禹治水,大禹“疏九江,决四渎”,取得显著效果,“抑洪水十三年”。[10]          

大禹治水始于他的父亲鲧。对此徐旭生考证到:大禹的父亲叫作鲧。按《国语·周语下》称他为崇伯。《汉书·地理志》颍川郡崈高县下,班固自注:“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为中岳”。颜师古注:“崈古崇字”。今称嵩山,嵩为崇的别体。崇地就是指今河南登封县嵩山附近地。关于鲧的传说有两大类:一类是说他治水,因为他不循正法所以无成功。《尚书·尧典》、《尚书·洪范》、《国语·周语下》全说到这件事。另一类是说他创作城廓。《吕氏春秋·君守篇》说:“ 夏鲧作城”。《礼记·祭法篇》正义解鲧,引《世本》说他“作城郭”。《水经注》卷二河水下也引《世本》说:“鲧作城”。《广韵》引《世本》却说作郭。内为城,外为郭,分别不大。《淮南子·原道训》也说:“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畔之,海外有狡心”。这两大类的传说,从前人没有从它们中间看出有什么关系。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件事。《尧典》说帝尧忧洪水的泛滥,问大家谁可以治,大家公推鲧可以治。帝尧只好让他去治,可是果然“九载绩用弗成”,这就是说他治水多年也没有成功。说鲧治水九年没成功,九仍是指多的意思,并不限于八加一,十减一的数目。鲧治水不成功的原因,《尚书·洪范篇》说:“鲧陻水”。陻与堙同,是窒塞的意思。《国语·周语上》说:“有崇伯鲧……称遂共工之过”。可见他用的办法是沿用共工氏的旧法,即把高地方铲平,把低地方填高。这样工作后人解释为筑堤防是对的。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堤防。共工氏所发明,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作护庄堤。因为共工氏不过防它自己氏族的淹没,所筑有限。鲧却是为各部落所推,大规模地工作,所以创作城郭的荣誉不正确地归于他。主要的城恐怕是筑起以防宗邑帝丘的淹没,余下的防御其他都邑。规模也许相当地大,不惟包围人民的庐舍,并且包围他们的耕田[11]。共工之城、鲧之城何在?由考古学研究是可以追寻到一些与其相关的遗迹的。

20世纪70年代末,在登封王城岗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一座,为东西并列的2座城堡,被称为东城、西城。东城可能为方形,南城墙西段残长30米,西城墙南段残长65米,东城墙和北城墙已毁。西城东城墙即为东城之西城墙,可能亦为方形,南城墙长82.40米,西城墙长约92米,北城墙西段残长29米,城内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南城墙东部有一长约10米的缺口,被认为可能是南门遗迹。现在可以看到的城墙实际是墙的基础槽部分,槽呈倒梯形,槽口宽4.40米,底宽2.54米,深2.04米。槽内填筑夯土层厚一般为1020厘米。在西城内发现有窖穴和灰坑以及一些夯土基础和奠基坑(该类坑内皆遗有人骨)[12]。王城岗城堡的相对年代被推定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前期,其绝对年代上限为2200BC2130BC,下限为2100BC2055BC[13],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始年推定在公元前2070[14],而夏商分界被推定为公元前1600年,依此夏代的基本年代可估定为公元前2070前1600[15]。由此可知王城岗城堡使用年代较夏的始年稍早,联系到前述文献中鲧为崇伯,活动于中岳嵩山一带,很可能王城岗城堡即为鲧作之城,又考虑到王城岗城堡为东西并列两小城,也有可能即暗合鲧作城郭之说。王城岗城堡仅残存城墙基础,由基槽上口宽不足5米推测墙体不会太宽,同时由基槽深仅2米推测墙体亦不会太高,这即不宽且不高的墙体外侧也未见城壕等用于御敌的防御设施,而王城岗城堡又紧临颍河支流五渡河畔,其最初的起因很有可能即为鲧筑堤防以防水患。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和史料看,鲧作城即为位于嵩山东南麓登封告成的王城岗城堡也许是合理的解释。

20世纪90年代,在黄河北岸的辉县孟庄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该城位于太行山南麓,卫水的西侧。城址平面略呈方形,东、西、北三面城墙保存尚好。东城墙长375米,北城墙残长260米(复厚长340米),西城墙复原长330米,南城墙已毁坏不存,仅见南护城壕。城墙的宽度由保存较好的东城墙和北城墙看,主体城墙基础部分宽1314米,城墙上部宽67米,城墙残高0.501.20米。城内面积12.7万平方米。城墙是在铲高垫低、将墙基平整之后,再从内外两侧取土略加夯筑而成。东城墙中部发现有宽2.10米的门道,路土明显,门道两侧发现有基槽,基槽贴近墙壁处见清晰的木板灰。城墙外四周发现有护城壕,壕宽20米左右,壕底距现今地表深约5米。城内发现有房基、水井、窖穴、墓葬等[16]。孟庄城址在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前,有关洪水的迹象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孟庄龙山文化城址的东城墙、西城墙内侧都发现有二里头时期夯土修补的痕迹,北城墙外侧也有修补的夯土,这是二里头文化筑城之前受洪水或大量雨水冲刷的结果。2.孟庄城垣内侧壕沟内均发现含龙山文化各期陶片的淤土。其南、北护城河中亦有2至3厘米厚的淤土。这些淤土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雨水造成的。3.最能表明孟庄龙山文化城毁于洪水的证据是西城墙的中段 ,该城墙北部有一个大的缺口,宽达15米,原有龙山文化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此处下切生土深达1.5米左右。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各个时期的陶片。这段缺口是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形成的[17]。发掘者推测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有可能是共工之城,此说是有道理的。如前文所述,属于炎帝部落的共工氏活动于太行山南麓,而辉县孟庄古城西部的卫水即为古时的洚水——共水(洪水)。值得注意的共工氏治水即把高地方铲平,把低地方填高。而孟庄古城修筑也是铲高垫低,该不会是巧合吧。不过共工氏的孟庄城不像鲧的王城岗城堡最初的用途是防御水患,有着宽阔城壕和高大城墙的孟庄城在防御水患的同时,也会有很好的防御敌人的效果。孟庄城的相对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其绝对年代为2321BC—1974BC、1913BC—1679BC年。而共工氏与鲧亦为同时代之人。因此结合目前所见的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将孟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解释为共工所筑之城是较为合适的。

就大禹治水的文献材料而言,遂公盨的现世让人振奋。遂公盨是保利艺术博物馆于2002年购藏的一件有铭铜器,就器形与铭文字体等方面考察,其时代可定在西周中期偏晚。遂公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器铭出现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遂公盨铭文中有“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之句,就是讲大禹平土治水之事。《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率先公布遂公盨的器形照片和铭文拓本,同时发表了李学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诸先生的研究论文[18]。有学者指出:王国维先生试图从新的途径来证明夏禹的存在,这便是利用地下材料。当时他用的是两件青铜器。其中一件为秦公敦(即秦公簋),内中有“鼎宅禹迹”句;另一件是齐侯鏄、钟,内中有“赫赫成唐(汤)”“处禹之堵”句。王国维首先考证这两件青铜器是春秋时器。……郭沫若继承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同样列举秦公敦(秦公簋)和齐侯鏄、钟铭文讨论夏禹问题,但在考证上有了重大突破。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已在清人刘心源《古文斋》的基础上考证齐侯鏄、钟的器主应该为叔夷。……王国维、郭沫若利用两篇金文与先秦文献的对证,证明了禹真实存在,禹与夏有关系。……遂公盨的年代是西周中期略晚,比秦公簋和叔夷鏄、钟要早得多,因此其证明的力度就更大。而且更重要的是,遂公盨铭文记载夏禹的历史,比秦公簋和叔夷鏄、钟更具体,更古老。……遂公盨铭文的出现,使得证明夏代的地下文字资料由春秋时代提前到西周中期,由此提早了六七百年,与夏代的田野考古材料的呼应更近了[19]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堡后,被发掘者和一些学者视为禹都阳城,其所属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也被推定为早夏文化遗存。随着王城岗龙文化晚期大城的发现,成为河南境内龙山文化城址中规模最大者,这无疑是对禹都阳城之说的有力支持,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早夏文化之说必然以此为新的根据。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是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这座大城西北部保存较好,东南部保存较差。北城墙残长350米,残高0.50~1.20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北部,残长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0~2米,复原长600米;西北城壕拐角尚存。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五渡河和颍河作为天然防御设施。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由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夯土城墙的基槽,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大城的绝对年代上限为2130BC~2075BC,下限为1885BC~1835BC。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始年推定为公元前2070年。可见王城岗大城的年代已进入夏代的纪年,并为夏代最早的城址,很可能即为禹都阳城[20]。古代文献为此做了很好注解。《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太平御览·地部》嵩山条下又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崇山古称外方山,后称嵩山,属于秦岭支脉,位于今河南西部的登封、新密和伊川县之间,西接熊耳山脉,东临豫东平原,北近伊洛盆地,南对颍、汝河谷,主峰在登封北部,故称太室,又称中岳,我国古代夏部族就兴起在此山周围。因此,在嵩山周围流传着许多关于夏族祖先鲧和禹等人的神话和传说。同时,在登封告城发现的东周阳城,以及战国“阳城仓器”铭文陶器的出土,表明东周阳城就在告成镇。这也为“禹都阳城”即为登封告成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观近年的新的考古学材料看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可信大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曾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的东城是被五渡河冲毁的,而西城是被来自王岭尖的洪水冲毁的[21]。果真如此吗?我们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对此作一讨论。其一,关于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之东城,是被五渡河冲毁的,就目前东城保存情况看的确如此,但其被五渡河冲毁的时间,是龙山文化时期吗?经我们考证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被水冲毁应该是春秋晚期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假设东城真的是在龙山时期被五渡河冲毁,为何还要在紧邻东城处修筑西城而不怕再次被水患所毁,此举似乎不合逻辑。其二,关于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之西城是被王岭尖上下来的洪水所冲毁,有洪水冲沟为证。其实所谓冲沟实际是王城岗龙山文化大城的北城壕。据调查,王岭尖上的雨水,朝东行是通过竹园沟流入五渡河的,朝南行是通过箩筐沟流入颍河的。可见王岭尖上下来的山洪基本上不会对王城岗城址造成大威胁。试想假如王城岗小城受到王岭尖山洪的威胁或毁坏,龙山文化时期的人还会选择在王城岗上修筑大城吗?由此,可以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大城的修筑,恰恰说明大城的主人对河水的认识和利用有着较高的水平[22]

其次,如果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即为禹都阳城,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与大禹治水有关的蛛丝马迹?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北城壕全长620米,经测量得知该城壕东端至西北拐角高差约9米。为了解北城壕底部高差,我们对其进行了系列测量。由地表测量得知:W2T6571西南坐标点到W5T2373西南坐标点高差4.346米,这2个探方的直线距离为190米。而W2T6571、W5T2373这2个探方中北城壕底部高差仅为0.374米。在长达数百米的北城壕底部,其间的底部高差却不足0.40米,可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测量技术,这种城壕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设计和开挖,增加了中国古史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是以疏导使水畅流为主,如此具备一定的测量技术和水平挖掘技术是必不可少的[23]。同时我们注意到王城岗城壕内是有水流动的。为了解城壕内水的来源,我们对五渡河和颍河进行了调查和测量。现代颍河水面海拔高为251.69米,五渡河水面海拔高为252.09米,两者水面海拔高度相比,颍河水面较五渡河水面稍低些。五渡河水面252.09米的海拔高度较北城壕底部海拔高255.985~256.572米还要低,由此看似乎五渡河水无法流入城壕中。我们在正对北城壕东端的五渡河以北约150米处西岸一高7.20米的天然挡水堤土崖壁(此处水面海拔高254米)上发现了五渡河不同时期的四层河床底部堆积。主要是河卵石、细沙层,最下层河床距现代水面约2.50米,再上一层河床距现代水面约2.90米,最上层河床底距现代水面约3.30米。当然目前观察到的不同高度的河床底形成年代尚无法确定,但是五渡河水面曾高出现在水面3~5米以上是可能的。依此五渡河水面海拔高度可推定为约257米,如此海拔高度的五渡河水是可以流入北城壕的。测量五渡河水面海拔高度的时间是2005年5月10日上午,按季节当时尚属春夏之交,应该是河水的枯水期,在进入当地7~8月的夏季时,正是河水的丰水期,河水的水平面海拔会更高,流进北城壕应该是没有问题。就城壕五渡河水口的水面海拔高于颍河水口的水面海拔,很可能是由五渡河水口进入北城壕,经西城壕由出水口流入颍河。由以上材料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的主人在修建城址时,已考虑到让五渡河水流入城壕内,城壕底部近似水平的设计大概就是为了河水的顺利流动。考虑到王城岗城址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大城是以人工挖成北面、西面城壕和南面颍河、东面五渡河共同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壕内引入河水增加了防御敌方的效果,同时如遇涝时亦兼有排水防灾的功能[24],此举只有长期与水打交道,在积累了无数失败和成功经验的人方可为之。这种对水的认识和利用水平之高惟大禹莫属。反观王城岗小城单一的挡水功能可能真是出自鲧之手。同时,大禹能在鲧作城之地修建阳城,可见文献记载禹对淮河流域部分水系的治理可能性很大,属于淮河水系的颍河、五渡河大概经过大禹的治理安澜不惊,大禹方将阳城建于嵩山东南部的颍河与五渡河的交汇之处。如今望着川流不息的颍河和五渡河,以难觅大禹疏浚之痕迹了。

第三,我们已经在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的选址、设计、施工技术等方面搜寻到若干可能与大禹治水相关的痕迹。也许还可以从该城址的工程量和施工管理组织等方面找到一些与夏禹有关的线索。通过模拟实验,我们推测用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铲来修筑这样一座30多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个青壮年劳动力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需要连续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若再加上进行设计、测量、管理和监督的人员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修筑如此规模的一个工程所需劳力远非王城岗聚落本身所能提供,必然需要征集更大范围里其他聚落的劳力来共同完成。因此,在龙山时代的颍河上游地区应该存在一个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而这个聚落群的内部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1年多的时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村落的劳力。这与我们目前所调查的颍河上游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数量基本符合。因此,很有可能的是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是动员了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工程[25]。那么有谁可以或能够集中和调动如此多的人力和财力来修筑这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址?又是谁需要在嵩山东南部的淮河水系的颍水岸边修筑这样一座位居战略要地的城址(王城岗城址西北背靠嵩山,东南面向黄淮大平原,其东向可抵御东夷,南向可进击三苗,北向扼守北狄南下之通道)?恐怕非夏禹莫属。

第四,夏禹时期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持治水。除前文所述夏王朝建立前后与治水相关的技术水平较高外,其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是治水成功的要素之一。比如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王城岗、瓦店遗址以及调查所获材料,依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方式分两类:即野生动物和家畜。野生动物分三类:1.水生动物,包括各种鱼类、螺、蚌、蚬和蟹。2.鸟类。3.哺乳动物,小型的有鼠、兔。大型有豪猪、鹿和熊。家畜主要是猪、黄牛、山羊、绵羊和狗。仰韶时期,见于杨村、袁村、袁桥、西范店、石羊关、胡楼调查,水生动物有鱼(鲶鱼)、螺(中华圆田螺)和蟹。鸟类。哺乳动物有鼠、鹿。饲养有家畜猪。 龙山文化晚期,主要为王城岗、瓦店。水生动物有鱼、螺(中华圆田螺)、蚌(圆顶珠蚌)、蚬和蟹。小型野生哺乳动物有啮齿动物、免、獾和鼬科动物。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有鹿、豪猪和熊。家畜有猪、狗、黄牛、水牛和绵羊。二里头文化,来自王城岗和石道调查。水生动物数量较龙山文化晚期有明显下降,小型野生哺乳动物有鼠、兔。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有鹿、豪猪。驯化家畜以猪为主,还有狗、黄牛和绵羊。从以上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看,颍河中上游地区从仰韶至二里头文化各个时期动物种类均十分丰富多样,反映了人类广泛利用动物资源的情况。根据瓦店遗址统计资料看,家畜的比例均远高于野生动物,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虽然各个时期的人们也大量食用水生动物资源,但从其所能够提供的肉食数量来看,食用水生动物资源只能是当时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补充。家畜的驯养是当时人类获取动物资源的主要方式。对比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三个主要阶段驯养家畜种类的情况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晚期的家畜种类最丰富,包括猪、狗、黄牛和绵羊。总之,颍河中上游地区从仰韶文化开始,以饲养家畜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另外渔猎方式也是获取肉食资源的重要补充。到龙山文化晚期,在获取的野生动物资源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饲养家畜的种类增多,黄牛和绵羊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被引入作为猪之外的重要肉食资源。从瓦店遗址的情况看,家畜在整个动物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有逐步增加的趋势,除了用作食物资源之外,猪、牛和羊也同时被用来祭祀。另外,使用动物肢骨制作骨器的情况从仰韶文化开始在颍河中上游地区即已十分普遍。很明显,从龙山文化晚期开始颍河中上游地区的人们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急剧增强,这与我们调查发现的聚落遗址的增加所反映的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的增长是相符合的[26]。袁靖先生曾经将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归纳为三种模式: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27]。从上述我们掌握的情况看,颍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人们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很可能已经进入成熟的“开发型”阶段。与龙山文化晚期相比,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没有大的变化,可能是本地社会稳定发展的反映之一。

在植物遗存、作物加工与农业经济方面,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各时期农作物4种:粟、黍、豆、稻。野生植物果实5种:酸枣、桃、杏、葡萄、山楂等。野草种籽有:狗尾草、倒刺狗尾草、苋科、藜科、莎草科等共36种。从粮食作物比例看,各个时期均以粟为主,黍、豆和稻其次。其中仰韶文化和二里文化黍的数量相对较少,龙山文化黍的数量大大增加。稻的数量各期变化不一,仰韶、龙山晚期有一定数量的豆科作物。从野生植物籽实看,仰韶、龙山和二里头均采集有酸枣和桃,还有野葡萄和山楂。从野草种籽看,各个时期均以苋科、藜科、菊科等伴人生草本科植物为主,同时也有少量禾木科植物,反映当时人类活动的频繁和周围一定面积水体的存在。总之,颍河中上游地区从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阶段,均以粟作经济为主,各类粮食作物的比例变化不大[28]对农作物的加工与储存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分工的方式,组织劳力的能力以及管理社会经济的模式,进而反映社会的复杂化程度。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黍的数量急剧增加与这一时期的聚落数量和规模的急剧增加相吻合。因此也有可能的是与仰韶文化相比,龙山文化晚期随着聚落数量和规模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荒地被大量开垦,而黍在垦荒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粮食生产数量的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又由于黍的收获与粟的收获时间接近,因此很可能在龙山文化晚期,人们将更多的劳力用在收获粮食方面,反而没有额外的劳力对收获的谷物进行精加工之后再储存。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的规模基本稳定,与龙山文化晚期比并无大的变化,人口数量也基本稳定,垦荒活动减少,人们又开始组织一定的劳力对收获的谷物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后再储存[29]通过对区域调查诸遗址浮选土样的深入分析,发现仰韶文化阶段的农作物遗存以脱壳阶段的废弃物为主,龙山文化时期以扬场阶段的废弃物为主,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即“从大家庭的社会结构向更小规模的核心家庭的社会结构的转变”。王城岗发掘所见龙山文化晚期除有粟、黍等作物外,还有稻谷和大豆。说明当时已经开始由以种植粟类作物的单一种植制度逐步地转变为包括稻谷和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这种先进的种植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在于能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王城岗二里头文化有黍、小麦和大豆,其中发现的小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枣王遗址龙山文化土样中发现麦类植硅体,表明该地区至少从二里头时期甚至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麦了。而王城岗遗址二里岗时期小麦籽粒的大量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商代早期,小麦的价值已为中原地区的先民所认知。由于小麦的加入,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得到完善。王城岗龙山时期有水稻和谷子,还发现有谷物加工脱壳痕迹。说明在王城岗聚落内曾经有谷物(脱壳)加工活动[30]。植硅体分析表明,仰韶至二里头时代,颍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具有稻粟混作的特点,稻作农业比较普遍;浮选结果表明春秋时代王城岗遗址的稻谷相对数值下降,表明随着气候趋向干凉,稻谷在中原地区的种植规模开始萎缩。

四、大禹治水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与大禹治水的关系,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原地区国家是如何起源的?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考古工作证明,沿京汉线与陇海线的邯郸——武功间至少有三处,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发现过洪水的遗迹现象:一是邯郸,二是洛阳,三是武功(浒西庄、赵家来)。出洛阳城往西下一个大坡到涧沟(涧河之沟),涧沟的龙山文化,沟上早,沟下晚,沟下是洪水前,沟上是洪水后,从沟下搬到沟上,是五千年以后的事。涧沟的材料少,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武功浒西庄在下边,赵家来在上边,时间与涧沟上下对应。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后,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从洪水到治水,从治水不成功到成功的时期大致吻合。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31]苏秉琦指出:考古发现“大遗址”规格,就是古城古国所在,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所以史载“夏有万邦”、“禹令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有据可依的。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时期一是群雄逐鹿,一是从洪水到治水。夏未亡而商已成大国,商未亡而周已成大国,是夏商周并立的局面,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用的是同盟军,是小国联合对付大国,是方国与方国间的战争。治水更需要打破小国界限组织起来,夏商周祖先都有治水的记录。《史记·五帝本纪》前半没有洪水一说,后半可一分为二,尧舜时代有洪水,有治水,没有治水成功的记载,只有不成功的记载。夏禹治水成功了,从有洪水、治水不成功,到治水成功是个大转折。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32]

五、简短结语

1、对洪水和大禹治水较为完整记述见于《尚书》、《国语》、《孟子》、《淮南子》、《史记》、《汉书》等。徐旭生先生经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后认为洪水说的存在,而且以为,洪水原为一专名,指发源于河南辉县的小水,辉县旧名共,水也叫作共水,洪字的水旁是后加的,其流入黄河后开始为患。当时洪水发生范围主要在《禹贡》兖州地界的豫州、徐州的一部分,即今黄河下游、并包括淮河平原的一部分。有证据表明,在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都有发生大洪水的迹象。由徐旭生从文献史料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使我们明晰了“洪水”的来龙去脉,洪水发生的大致时间和地域,洪水发生的原因,以及洪水与夏人的关连。

2、如何找到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洪水和大禹治水这一记载的实物证据,由考古学(包括环境考古)、历史地理学、以及从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结合上都已发现了一些线索。据专家研究由仰韶文化结束和龙山文化开始的公元前2500年至商代结束的公元前1100年大致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段,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气候变化不稳定,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已有的研究表明,在仰韶温暖期,在全球相同的纬度上中国是升温程度最大的地区,北方地区温度上升值为3℃左右,温度上升和降雨量直接关系,这也是尧舜禹时期我国洪水泛滥的主要原因。第四纪生态学、地质学、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们获得了一些与洪水有关的证据,以嵩山为中心的嵩山西北部伊洛河流域和嵩山东南部颍汝河流域若干环境考古材料,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古史中洪水及大禹治水传说的认识。

3、大禹治水的考古学观察,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可以有这样几点认识:其一,洪水发生的时间大体为考古学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前1800年。其二,西周时期遂公盨的现世,其中关于大禹平土治水之事的记载,使证明夏代的地下文字资料由春秋时代提前到西周中期,竟提早了六七百年,与夏代考古材料呼应更近了。其三,治理洪水的人,主要是华夏集团的共工氏、鲧、禹、四嶽(岳),已有考古材料表明:共工之城可能为辉县孟庄古城,鲧作之城可能为登封王城岗小城,禹都阳城可能为登封王城岗大城。其四,治理洪水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以共工氏和鲧为代表的治水方法窒塞,即把高地铲平,把低地填高。可以从共工之城——孟庄古城和鲧作之城——王城岗小城的筑城特征寻找到一些共工和鲧治水方式的遗留。以大禹为代表的治水方法为疏导,这又包括两方面:一为把散漫的水中的主流加宽加深,使水有所归;二为沮洳的地方疏引使干。可以从禹都阳城——王城岗大城的筑城特征发现夏禹治水方式的遗存。所列出大禹治水可信的四条理由:如筑城选址时对水的认识和利用;如治水过程中已掌握较高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技术;如筑城的工程量和施工管理组织所反映出的社会复杂化;如夏禹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治水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等;都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中国古史中大禹治水的可信。

4、大禹治水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有学者指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大规模的洪水泛滥及治水活动,对于中原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社会有可能是重要契机之一。中国国家权利的形成,极有可能与控制集体劳动的水利事业有关。而这正是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庞大的集体劳动事业。治理洪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庞大工程,尧、舜、禹时期敢于承担这一浩大的工程,应是当时具有较强实力的证明。而大禹治水的庞大工程,也是夏禹时期已经开始形成国家规模的政权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33]

 

注释:

[1]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同[1]

[3] 同[1]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5] 张海:《公元前4000至前1500年中原腹地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

[6] 安芷生等:《中国中、东部全新世气候适宜期与东亚夏季风变迁》,《科学通报》第38卷14期,1993年。

[7] a.施其仁:《淮河上游的暴雨灾害和防治》,《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4卷4期,1994年。

b.施其仁:《淮河上游地形对大暴雨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7卷1期,1997年。

[8] 千怀遂:《豫西山区干旱规律及其成因》,《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7年3期。

[9] 李克煌:《论豫西山地区的水分平衡和气候干燥度》,《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3期。

[10] 郭大顺:《追寻五帝》,商务印书馆,2000年。

[11] 同[1]

[1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82年。

[13]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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