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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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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纽到阳城—大禹故里故都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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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纽到阳城—大禹故里故都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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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纽到阳城

             ——大禹故里故都浅析

 

马世之

 

大禹是我国历史上杰出治水英雄,名垂千古的水利专家。诚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刘定公言:“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禹乎!”大禹又是中华民族立国之祖,夏王朝的创始者,是古代历史上少数几个影响深远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其丰功伟绩,可和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他所缔造的大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永远彪炳于中华史册之上。近代学者梁启超云:“大禹之事功,为物质上统一之基础,大禹之德性,为中国精神统一之基础。”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大禹文化’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历史中最具空前绝后意义的篇章。”由于历史久远,文献缺载,千百年来,关于大禹之故里与故都,一直是学界争讼不已的问题。其中“禹生石纽”、“禹都阳城”之说尤为引人关注,现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嵩山石纽千古存

夏部族以灵石为图腾,因而存在着“禹生石纽”的传说。至于石纽所在之地,过去一般主张在今四川岷江上游的川西地区。这一带是古羌人所在地,故而又有“大禹出西羌”之谓。禹生石纽或西羌的文献记载甚多。如《墨子•墨子后语》云:“禹产于石,启生于石。”《艺文类聚》卷六引《随巢子》也称:“禹产于石。”又说:“禹生于?石之东。”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云:“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张守节《正义》云:“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焦延寿《易林》云:“大禹生石夷之野。”陆贾《新书》谓:“大禹出于西羌。”桓宽《盐铁论》说:“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扬雄《蜀王本纪》载:“禹本汶川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后汉赵晔《吴越春秋》云:“禹家于西羌,地名石纽。”并说:“石纽在蜀西川。”《后汉书•郡国志》云:“大禹出西羌。”《三国志•秦宓传》载:“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松之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禹纳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郀儿坪。”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谓:“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郀儿坪。”又有古佚文曰:“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括地志》载:“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元和郡县图志》云:“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郀儿畔。”《舆地广记》绵州石泉县:“有石纽邑,禹所生也。”此外,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云阳县发掘出一通东汉熹平二年(173)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文提到:“术禹石纽,汶川之会。”被认为是禹乡古代史料的新发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晋之际广柔县的辖境甚广,应包括今北川、汶川和邻近的什邡诸县,均有以石纽命名的地方,并有禹生于此的相关传说。司马迁说“禹兴于西羌”,应当是根据羌民世代的传说。汉代居于蜀地的羌民皆以禹为其始祖。著名历史学家徐仲舒先生指出:“夏民族就是后来的羌族。”[1]由此可知羌人与夏部族的关系。从上述记载看,早期文献一般只谈“禹生石纽”,主张“禹生石纽”在四川汶山的,汉代蜀人扬雄是始作俑者,诚如周原孙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自汉扬雄主张禹生四川汶山石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大禹在蜀的记载越来越多。这些记载,有的是后儒凭空独撰的,有的是将其他地方有关大禹的传说移入四川的,有的是篡改古籍牵强附会出来的。总之,扬雄后的诸儒你一笔我一笔,终于把禹生石纽的传说凑成了一部‘信史’。但是,只要我们把这部‘信史’按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就会清楚地看到,这部‘信史’是扬雄之后的人们‘层累地造成的’。所以,时代越向后退,记载也就越多越详,越使人无法相信。”[2]早在1938年间,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到岷江上游地区考察了羌族之后,撰文指出“禹生石纽” “根本为后起之附会,而无事实的根据。”并说:“‘禹兴于西羌’一语,即便有其事实之根据,充其量也不过说与禹之兴起有点关系而已。不过我们虽知,在秦汉以前,羌人的分布,是在河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等地,与中原关系密迩……姜亦羌,而此等之羌并非指四川边徼之羌,实指临近中原之羌而言。纵然说禹与羌有关系的话,亦不过指中原附近之羌人而言,不必远到四川边徼来找对象关系了。”[3]蒙默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在四川岷江上游找到了七处石纽,他说:“石纽之名共有七处,南北东西相距数千里,究竟以何处为是,则莫能定。因为古说禹之生地只有石纽一名,并未言其所在,故《孟子》、《吴越春秋》、《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荣氏注》、《宋书•符瑞志》、《通鉴外纪》等书皆只言石纽而不言其所在郡县,当是古说本来如此。由于禹有平治水土之功,又为夏王朝奠基人,德高望重,溥天之下,莫不景仰,于是禹庙之建遍于各地;而石纽之地又本无定所,好事之人乃得各选所宜,附会其生辰之迹,以示崇敬,故而产生七个石纽实际上都是没有根据的附会。”[4]上述所言均出自名家之口,证据确凿,信而有证。我们据此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一、禹生四川汶山石纽之说,是汉代扬雄之后人们“层累地造成的”;二、古说“禹生石纽”之地只有石纽一名,并未言其所在;三、“禹兴于西羌”只是说羌与禹的兴起可能有点关系,四川不是大禹生地,不必到这里寻找对象关系;四、四川境内的“石纽”共有七处,南北东西相距数千里,都是没有根据的附会。由此可知,四川境内的“禹生石纽”作为一种古老的传说是可以理解的,有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约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初,著名学者闻宥先生专门到岷江沿线考察,他在写给顾颉刚先生的信中说:“我等此来沿途皆沿岷江东岸而行,高崖蔽日,绝壁摩天,狂风怒号,江流激吼,光景之奇,得未曾有。闻威州以上江水更急。在此自然环境之下,自宜产生若干民族英雄之传说,汶川一带夏禹故事之多正为当然之事。”[5]川西地区“禹生石纽”的传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禹生石纽”既然不在蜀地,应于中原求之。长期以来,中原地区的河南登封,被誉为大禹故里,嵩山主峰少室山东麓的马庄、尚庄、张庄、王庄、左庄被称为“一溜石纽屯儿”。其中左庄原名祖家庄,相传为先祖大禹出生之地。在其村北息壤岗上,有一石纽,高约1.5米,宽1米。自古以来,被当地百姓视为灵石,石上有一条龙纹,相当灵验,方圆附近百姓如果谁有病了,来到石前拜祭,并抚摸一下龙纹,病就好了。千百年来,一直是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石”。[6]全国政协文教科卫体委副主任王全书先生著有《禹生石纽记》,文中提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钟灵毓秀,代有圣贤。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鲧腹生禹,开启文明史篇。生长于斯,家居于此,脉络清晰,影响深远。……禹生石纽,自古相传。《孟子》有言,《竹书》明载。石纽何在,中岳嵩山。少室之下,六村相连,一溜石纽屯儿,数千年相传。追本溯源,文命降诞。邑民感念,奉礼乡贤。祖家庄中,一石岿然,人称石纽,灵验非凡。”这里将石纽与大禹降生联系一起,并且指出大禹“生长于斯,家居于此”是登封的“乡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嵩山石纽虽然也属于传说,不过同岷江石纽相比,确有一定合理成分,比较接近历史真实。主要依据如次:

一、禹是夏部族的首领,夏部族最早活动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地区。《国语•周语》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就是嵩山。禹的早期居地和统治中心皆在这里。这里存在的以“石纽”为代表的灵石崇拜,似应与大禹生地有关。

二、禹之父鲧,史称夏鲧或崇伯鲧。其活动地域主要在嵩山地区。《国语•周语》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左传•昭公七年》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羽山与羽渊,均在河南嵩县境内,距离登封甚近,大禹的居地不可能远离登封。

三、禹之母族为有莘氏。《大戴礼记》载:“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世本》云:“鲧娶有莘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有莘氏的活动地域,在今河南伊水流域的嵩县、栾川、伊川一带,均距登封甚近。[7]

四、禹娶涂山。涂山即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境内。何光岳先生说:“三涂山即在嵩县县城西南七里之地,位于伊水北岸,与古籍所载相合。这个三涂山,乃夏禹娶涂山氏之处。”[8]禹之妻涂山氏女居此,便于就近同禹通婚。禹之故里在距此不远的登封比较合理。

五、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煤山类型,或称“王城岗类型”,它的历史阶段处在先夏到夏代之间。主要分布在嵩山以南的颍河、汝河流域。南至平顶山,西到栾川,其东大致在京广铁路沿线,以颍河上游的登封、禹州和北汝河上游的汝州、汝阳为中心。[9]以此为标准来探讨夏文化,它同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文化和稍晚的沙乌都遗址毫无关系,那里的石纽虽多,但均与禹无涉,只有嵩山石纽可以带来一点大禹故里的信息。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以河南登封为中心的嵩山地区,是早期夏文化的核心地带,“禹生石纽”的故事在这里广泛流传,以嵩山石纽为标志,表明大禹生于斯,长于斯,登封是大禹的故里。

禹都阳城在登封

阳城是大禹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由于夏王朝的奠基人和开国之君大禹最早建都于此,因而颇受学术界的青睐,被誉为“中国历史第一都”,[10]或曰“华夏第一都”。[11]在中国古都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禹都阳城”之语史不绝书。大禹所都的阳城究竟在何处,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说:一曰翼城说。《史记•晋世家》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丁山先生据此而论:“‘成汤’卜辞金文均作‘成唐’,易声字古或作唐例之,阳城故名,当曰唐城。……谓唐城在翼城西者为确。”[12]主张古之阳城在今山西翼城。二曰开封说。《太平御览》卷一五五载:“《世本》又言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通鉴地理通释》也说:“《世本》言,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也。”陈留现属开封市祥符区,因而此说可称之为“开封说”,当代学者中有不少人持此观点。三曰晋城说。《路史》卷十二注云:禹都阳城“乃泽之阳城,尧舜皆都河东北,不居河南。”泽州即汉代濩泽县,唐以后改名阳城县,即今山西晋城市。四曰韩城说。《世本•居篇》载:“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李宗俊先生据此认为,此大梁不是战国以后魏都大梁,而是指禹治水所经的梁山,即今陕西韩城市境内的黄龙山。《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此“崇高”可能就指黄龙山主峰或者华山。韩城古名夏阳,即取夏都阳城之意。[13]五曰濮阳说。《战国策•齐策四》载苏秦对齐闵王语:“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司马相如《大人赋》云:“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沈长云先生认为此阳城系指卫都濮阳而言。阳城附近的崇山,为尧之葬地,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古代洪水最易发生的地区是河济之间兖州,濮阳古属兖州,当是鲧禹族居住和治水的地域。并说:“由于河济地区日后屡遭洪水淹没,当地许多古代遗迹都被淤埋地下,以致使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当年鲧所修建的这座濮阳古城的遗迹,但我们相信它的存在是无疑义的。”[14]六曰平舆说。张耀征、张留坡先生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的记述,认为汝南阳城在今河南平舆城西北四十里处,此即大禹之都。[15]上述诸说虽然各有所据,但其引用的文献时代一般较晚,且多有附会之处,尤其是缺乏最新考古资料,因而得不到学界的认同。

除上述观点外,还有著名的河南登封说,该说认为有关史书提到的“禹都阳城”、“禹居阳城”,其地大约均指登封而言。如《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览》卷三九引韦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下,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下,李贤注引《汲冢书》曰:“禹都阳城。”《孟子•万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赵岐注:“阳城在嵩山下。”《史记•夏本纪》谓:“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颍水注》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其水东南迳阳城西,石溜萦逶,溯者互涉,故亦谓之五渡水,东南流入颍水。颍水经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史记•五帝本纪》载:“禹亦乃让舜子。”《正义》引《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太平御览》卷八二载:“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册府元龟》卷五“帝王部•创业一”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卷九“继统一”载:“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注:阳字亦作阴)。”《通志》卷三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益避禹之子启居于箕山之阴。”卷四一谓:“禹在阳城者,避商均之地而非都也。”《历代统计表•帝舜有虞氏》载:“五十载禹避于阳城。”《王启》谓:“二岁益避于箕山之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登封县载:“古阳城也。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即此。《世本》言禹都阳城,误也。”《史记•夏本纪》载:“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集解》曰:“《孟子》‘阳’字作‘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左传•昭公四年》云:“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预注:“阳城山在阳城县东北。”清人阎若璩《四书释地》“阳城箕山之阴”条谓:“阳城,山名。汉颍川郡有阳城县,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后又曰阳邑。五代周省入登封。”章炳麟《神权时代居山说》云:“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阳城,即嵩山所在;古无‘嵩’字,但以‘崇’字为之,故《周语》称鲧为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为崇禹。”其《检论•辨乐》亦云:“《世本》言禹都阳城,赵岐《孟子注》云:阳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国。”根据上述记载,可知“阳城”本是山名,属于“九州之险”。《水经•洧水注》载:“洧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岭山。水出山下,亦言颍川阳城山,山在阳城县之东北,盖马岭之统目焉。”阳城山又名马岭山或曰东岭山,位于古阳城县即今登封县告成镇东北。禹都之名“阳城”,源自该山之古称。此阳城位于嵩山之阳,箕山之阴,以及颍水与五渡河之滨。汉代阳城县属颍川郡所辖,故称“颍川阳城”。唐代武则天改名告成,后来又叫阳邑,五代时后周省入登封,今为登封市告成镇。由此看来,大禹所都之阳城在河南登封是没有问题的。

同文献记载相吻合的,是在登封境内发现了夏代早期的城址,该城址位于嵩山南麓的告成镇西部,这里是豫中名川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小型河谷盆地,海拔270米左右。城址雄踞于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的岗坡上,东濒五渡河,南临颍河,南望箕山和大小熊山,西望嵩山之主峰少室山,北依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人把这一地区同西亚两河流域新月形地带相提并论,说它是古代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

1975~1981年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对王城岗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城址,该城址是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现在南城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城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北城墙东段和中段被西北部王岭尖下来的山洪冲毁,南城墙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城墙长92米,北城墙西段残长29米。整个小城城址的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西城内的中西部发现有较为密集的夯土基址遗存。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出土的陶碗腹部和陶瓮肩部,均刻有“X”形符号。在473号灰坑(H473)出土的一件黑陶杯外底残片上,有一个形似“共”字的文字。王城岗龙山文化四期灰坑(H617)内,出土一件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部分残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的青铜器。[16]

2002年与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王城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小城西南部发现一座大城。大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北城墙残长350米,复原后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复原后的城内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城外有城壕环绕。城内发现多处面积大小不一的夯土基址,城内北部偏东处,有一座龙山晚期祭祀坑。在城壕和城内居住区内,浮选出龙山时代的粟、黍、稻和大豆等碳化粮食作物种子,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由以种植粟类作物的单一种植制度,逐渐转变为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人类的食谱已趋多样。城内还出土大批龙山时代的动物骨骼,经鉴定,认为当时已训化了猪、狗、黄牛和绵羊,人类获取肉食资料的方式已经进入了开发型阶段。城内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特别引人注目,一件是白陶鬶,另一件是玉石琮,均为高规格的龙山文化晚期遗物。[17]

关于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发现大城城壕打破西小城城墙的地层关系,证明大城和小城并非同时,经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小城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200~前2130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122年;大城的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或公元前2011~前2020年,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055年。[18]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夏的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因而王城岗小城的绝对年代超出了夏纪年,不可能是夏代城址。大城的年代与文献记载夏之始年基本相符,可能与夏代早期都城有关。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告城村北发现一座东周至汉代的城址,城内出土的战国豆、釜、量等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书陶文戳记,以及汉代筒瓦上印制有“阳城”的隶书陶文戳记,从而表明东周至汉代的阳城确实就在这里,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可知王城岗城址大约就是夏代初年的阳城。现在看来,王城岗小城为唐虞时代之城,是鲧所作之城,也是禹所避居的阳城,而王城岗大城则应为夏王朝之初都,是“禹都阳城”。

结语

“石纽”系指灵石而言,它是夏部族图腾崇拜的对象。“禹生石纽”说使大禹文化找到了源头。虽然这只是美丽动人的传说,却使人们相信禹生于石纽,于是乎“石纽”便成了大禹故里的象征。由于过去有些文献记载“石纽”在四川岷江上游,当地学者便宣传那里的大禹文化品牌,“具有唯一性、垄断性和震憾性。”还提出“西兴东渐”的观点,认为大禹文化,是先兴起于蜀地,然后才播迁到中原的。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禹生石纽”并不在四川境内,而是在河南登封祖家庄,这里不仅有大禹出生之传说,而且有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为佐证,蜀地石纽与大禹故事,大约是大禹文化由中原向西部地区传播的结果。所谓当地大禹文化的“唯一性”与“垄断性”,既有悖于历史,也是从来都不曾存在的。归根结底,嵩山石纽是大禹文化之源,大禹故里在河南登封。诚如周书灿先生所言:“河南嵩山一带的鲧禹传说为大禹文化的源,是真实的历史;其它各地的大禹传说均为流,是各民族不同时期重构、再构的历史文化。”[19]

阳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作为夏代早期之都,曾以“禹都阳城”说而彪炳千秋。中国古代叫“阳城”的地方很多,虽然它们也都打着“禹都”的旗号,实际上同大禹并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后人附会的结果,相比起来只有登封阳城才是大禹之都。

通过分析对比,我们知道“禹生石纽”与“禹都阳城”均在河南登封。这里为大禹故里所在,是大禹文化的发祥地;这里又是大禹故都所在,大禹文化以此为核心,呈向四方辐射之势,并在各地得到广泛发展。从“禹生石纽”到“禹都阳城”,可以窥见大禹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演进轨迹。

 

 

参考文献:

[1] 徐仲舒:《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2] 周原孙:《“禹生石纽”辨析》,《中国大禹文化》总12期,2012年12月。

[3]冯汉骥:《禹生石纽辩》,《说文月刊》第四期合订本,1944年。

[4]蒙默:《“禹生石纽”续辩》,《蜀学》第四辑,巴蜀书社,2009年。

[5]顾颉刚:《论巴蜀和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6]常松木:《禹生嵩山石纽考》,《炎黄天地》2012年第1期。

[7]马世之:《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163~167页。

[8]何光岳:《夏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6~147页。

[9]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37页。

[10]刘白雪、常松木主编:《大禹与嵩山》,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1] 刘白雪、常松木主编:《大禹与嵩山》,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2]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1935年。

[13]李宗俊:《禹都阳城考》,嵩山文明与中国早期王都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14年会论文,2014年10月,郑州。

[14]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5]张耀征、张留坡:《禹都阳城新考》,《天中学刊》2011年第6期。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1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

[18]李伯谦:《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序》,大象出版社,2007年。

[19]周书灿:《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

 

(本文作者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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