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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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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一带大禹史传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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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一带大禹史传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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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一带大禹史传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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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一带大禹史传的初步探讨

 

彭邦本

 

河南省登封、嵩县一带,自古流传着禹、启和涂山氏等禹夏之际的古史传说,并见载于传世文献。这些传说与长江上游、黄河下游、淮河流域、钱塘江下游等地的相关传说一样,都包涵者古老而珍贵的学术信息,需要我们深入探索提取其中历史质素。随着一个时期以来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大进展,位于“天下之中”的登封等中州大地上的上述古史传说,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出土资料和史学研究的印证。本文拟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和近年来中州地区考古发掘的丰富成果,循古史二重证据法进行探讨,以求初步揭示禹族在西行东渐黄河中游地区后,融入华夏,建立都邑,并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世袭制王朝的一些史实。

关于禹族和夏文化的起源,学界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各有所据,尚无定论。笔者曾据汉晋时期的大量文献记载,撰文讨论禹族西兴东渐的史迹。[1]综合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资料,禹族大致在唐虞时期从西部长江上游川西高原及其邻近地区辗转迁徙甘南,沿着渭水流域进入陕西关中,接着先后东迁山西、河南,进而于虞夏之际传说中的治水时期抵达黄河下游地区。在这一曲折的播迁历程中,禹族或曰夏人在天下之中的河南地区,留下大量有迹可循的古史传说,并在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发现中得到相当的印证。

《佚周书·度邑》:“吾将因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塗、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十七年又云:“晋将伐陆浑,以有事于雒与三涂。”杜注:“三涂在陆浑县。”《水经·伊水注》:“陆浑县之西南王母涧,涧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涂山也。”该书并引《山海经·中山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其禅渚即三涂,陆浑县则在后来的嵩县。故《方舆纪要》也记“三涂山在河南嵩县西南十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四年条下云在“今河南嵩县西南十里伊水北之三涂山,俗名崖口,又名水门者也。《周本纪》云,‘我南望三涂’,当即此。服虔则谓太行山、轘辕、崤渑,总名曰三塗。”《左传》昭公四年孔颖达《正义》:“服虔云:‘三涂,大行、轘辕、崤渑也。’谓三涂为三处道也。”“杜云‘在河南陆浑县南’,则以三涂为一。”那么三涂山究竟是三处还是一处呢?顾颉刚先生根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指出:“晋要灭陆浑,先请祭雒与三涂,可见雒与三涂是陆浑区域内的名山大川。汉的陆浑县在今嵩县东北,正当嵩山的西面,这三涂山大约就是熊耳山的东角。禹娶涂山,从禹传说的核心看来,应当在这一边才对,所以我以为涂山既是三涂山的简称,那会稽当涂和江州的禹娶涂山的古迹,都是秦汉以后装点出来的。”4[2]涂山是否三涂山的简称,甚至会稽当涂和江州的禹娶涂山的古迹,是否都是秦汉以后装点出来的,还可以讨论,但三涂或曰三涂山与古史传说的大禹娶涂山氏有关,应说无疑。

首先,从史料记载看,相对于天下之中的中原,涂山氏属于其东南方向的族群,原居于淮河流域,属于上古东夷集团,而涂山本在今安徽省蚌埠市境内。[3]禹娶涂山,是在其进入中原,成为以尧舜为共主的联盟机构的重要成员以后的事,即如前引《尚书·皋陶謨》郑注所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此说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合:

《汉书·武帝纪》:“朕用事于华山,至于中岳,…… 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

可见西汉时启母石在嵩山已世所共知。

《逸周书·世俘》:“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开”即夏启,此乐章之名直称禹为“崇禹”,表明夏族已居于嵩山以后,禹方生启。顾颉刚先生因而指出“启生于嵩山,故汉武至中岳而见夏后启母石”。8

值得注意的是,看来华夏集团在进行与南方三苗集团的长期斗争中,注意和保持了与东夷集团的联盟关系,这应该就是禹娶涂山氏的深刻政治联姻背景。这一联盟看来对禹最后战胜三苗意义非常重大,同时,也促进了涂山氏的北向发展,嵩山一带的涂山氏有可能就是因此来到夏族的腹心地带的。假如前引服虔云三涂为大行、轘辕、崤渑三处一带的说法属实,则涂山氏因与夏的联盟在中原的势力更为强大,在联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难窥知,《新序》“禹之兴也以涂山”之说良有以也。正由于涂山氏与夏的联盟如此重要,所以史载成汤灭夏以后的“放桀南巢”,实际可能是夏部族仓皇逃到了其联盟国族——涂山氏和徐淮夷的大本营。至于四川盆地一带的涂氏,可能是商人势力继续南进江淮以后,又溯长江辗转逃亡流徙而来的,并把其历代相传的神山崇拜和禹娶涂山传说,带到了后世聚居的巴蜀地区。

“阳城”和“大室,”是《左传》昭公四年所记禹族和夏人直接相关的重要地名。二地均在今登封一带。杨伯峻先生注释阳城云:“古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俗名曰城山岭;”又释大室“即今河南登封县北之嵩山”。[4]古代史籍相传“禹都阳城”,近年来亦得到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不过,阳城地望因随着禹族在黄河中游地区的迁徙过程,曾经发生过变迁。禹族在黄河中游的早期活动主要见载于文献中的唐虞时期,而唐虞部落联盟之地则在冀州。《左传》哀公六年载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史记• 夏本纪》记尧时舜举禹治水,“禹行自冀州始”。《正义》:“理水及贡赋从帝都为始也”,并云“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皆冀州也”。《集解》引郑玄则简括曰:“两河间曰冀州”,与《尔雅•释地》同。前述《左传》哀公六年所引《夏书》下杜预即注云:“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疏》云:“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并引王肃云《左传》下文“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指的是“太康时也”,与贾服孙杜等说异。事虽涉今古文之争,然而认定尧舜禹均都冀州是一致的。《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5]这个阳城,应当初在冀州,清人张澍[6]和现代著名先秦史学者王玉哲先生均有考辨[7],所言甚是。但汉代宋衷把《世本》“禹都阳城”定在中州,则反映了禹族重心迁徙河南以后的史实。虽然文献和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遗址材料均反映禹族来到黄河中游以后,其主要居住地最初是在山西境内,但相关史料揭示,禹族势力很快就开始了在黄河流域向河南、山东等地的扩展迁徙。上古族群的繁衍生息,本身就是动态的,其支系因各种缘故的迁徙,迟早会出现,有时甚至会相当迅速。因而河南境内的阳城、有崇等地名,虽可能有王玉哲先生所论层化的迹象[8],却也是禹族由山西向东南进入河南西部、中部的史影。此种情形,与文献反映禹族在唐虞联盟中地位的隆升、势力的扩展也颇能吻合。禹族重心南移后,遂以阳城为其中心都邑,此即《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所云“禹居洛州阳城者。”[9]

那么,《括地志》所云“洛州阳城”亦即今河南登封境内的阳城,又是何时成为禹族的中心聚落、进而成为夏朝都城的呢?史料表明,禹族势力由山西向河南、山东等地的扩展迁徙,主要契机,就是大禹治水,以及当时族群之间的互动。传说就在尧舜时期,我国地域内发生了持续很久的特大洪涝灾害,禹在吸取鲧的失败教训后调整治水方略,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功,受舜禅让为联盟共主,并在其子启继位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当今很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朝建立伊始的都城。但是,各方面的资料和数据表明,二里头都城遗址的年代不早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朝中期。其次,从地理形势看,中州和黄河下游地区,地势低平,当是其时水患严重之地,尤其是偃师地处孟津以下,黄河两岸进入地势低平地区,历来挟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流速骤然变缓,河床因泥沙淤积迅速变得颇为浅阔。在大规模的堤防修筑以前,泥沙俱下的河水漫流分叉以至改道不可避免,因而在夏朝以前,时常可能遭遇洪灾的郑洛一带包括二里头等地并不适宜成为大型的政治中心都邑所在地。由此可知,大禹取得华夏联盟共主地位后,政治中心不可能马上自晋南徙于此地,这也与我们综合文献等资料证明禹为共主时联盟中心都邑仍在平阳的结论若合符节[10]。考古方面的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二里头遗址不仅在夏初,而且在该遗址第一期看来也未能成为王朝中心都邑。据报道,二里头遗址近年来发掘出四周围有方正规矩的城垣、内有数组大型建筑群的宫城。其中3号宫殿建筑基址长逾150米、宽约50米,为至少由北院、中院和南院等3重院落组成的多重大型建筑基址,建造和使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此期该基址以外已出现了纵横交错的大道,但还未建造宫城城垣。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在3号宫殿建筑基址上建起了2、4、6号单体宫殿建筑,刚好分别叠压在3号宫殿建筑的中、南、北院落基址上,并在二期大道路土上建起了宫城城垣。[11]宫城城垣的晚起,说明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是逐渐增大的。而遗址第一期没有宫殿等大型建筑,说明它当时尚非夏朝都城。尽管二里头遗址显示了从夏中期到夏商之际的文化连续性,文献记载却反映此后夏都仍未固定在那里。这既可能与当时夷夏等族群间的政治、军事形势导致的政治中心有时需要调整转移有关,但也可能是限于当时社会的组织与技术水平,如未修筑沿河堤防,因迫于洪患而无力应对等有关。商王朝都城基本都在孟津以下黄河流域,但前期也曾多次徙都,直到盘庚迁殷以后才基本稳定下来。“更不徙都”的巨大变化,当是以都城附近地区黄河沿岸堤防修筑这一重大水利进步为前提。当治水取得初步成功,并通过禅让,禹成为联盟首领后,由于进一步治水的需要,和联盟共同体的东向扩大,其首脑机构及其所在的政治中心逐渐迁往今河南境内的可能性出现。但因水患比较彻底的治理必然是一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尧舜禹联盟一贯有将政治中心设在今襄汾陶寺一带的传统,因而联盟领导机构的地理位置在大禹时期并未改变,乃至启继位之初,夏王朝的政治中心也仍在晋南,所以文献历来将这里称为“大夏”。但禹、启族群自身的中心聚落“阳城”的位置,可能在治水时期已经逐步迁徙到了嵩山地区的王城岗一带,并且那里后来一度正式成为夏王朝的都城。

那么夏王朝都城的这第一次转移是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完成的呢?根据出土和传世文献,启战胜益(这个问题将另文将集中讨论,此不赘),继禹成为天下共主后,起初仍将都城保持在陶寺古城。但其后又发生了与有扈氏的甘之战,[12]和启征西河等役,[13]大概为了加强对天下局势的控制,尤其是控制初步治理水患后已相对易于开发的豫、鲁、皖等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遂将都城迁徙于地理上变得更为居中的王城岗古城。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王城岗小城[14]位于近年发现的大城东北部,大城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西北拐角处夯土城墙,可见大城晚于小城。[15]已知小城年代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期,该期年代现有的两个数据是公元前2106和2107年;大城使用时间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期,该期年代各数据的中间数值均为公元前2060年。王城岗龙山文化第四期年代的数据中间值为公元钱2017-2018年,大城及其城壕在此时已被废弃。[16]小城应为禹、启定都于陶寺时夏族自身的一个都邑,大约是治理洪水期间所建。大城则是陶寺古城因战乱废弃后启迁都王城岗时,在小城的基础上筑成的,以之作为夏王朝的都城。不过,随着启死,史载太康之后,“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17]此即《左传》哀公六年所谓“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可见以王城岗为都城的时间并不长,仅限于启在位之时。启死后“天下”再度发生政局动荡,导致夏政权旁落,夏王室被迫离开了王城岗古城,因而夏族对这一带的原有土著族群的控制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而夏势力又从豫西一带被迫迁徙黄河下游,较长时期处于颠仆流离的不稳定状态。

夏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没有重返王城岗大城,但也还不在近河而地势低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古本《竹书纪年》:“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18]帝宁即帝杼,少康之子。看来少康复国后,从黄河下游徙都于原,位于今济原西北山西与河南交界处。但帝杼即位后,又“自迁于老丘”,即再度东迁到豫东的开封东北。大约到夏朝中期,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才逐渐成为都城。夏势力及其中心的这一转徙过程,从近年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发掘中亦可略窥其迹。为配合“晋南地区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课题研究,由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运城市文物局组成的考古队,对晋南绛县周家庄遗址进行了试掘,遗址位于涑水河北岸二级阶地上,高出现在河道约20米。绛山(南山)在其北,整个遗址坐落在山前冲积扇上,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发掘和调查表明,遗址范围南北长2200、东西长2500米,面积约500万平方米,至少包含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周代6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仰韶和庙底沟二期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部,龙山时期遗存则遍布整个遗址,但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遗存只是零星分布在遗址东部,周代遗存除东部有零星分布外主要集中在遗址西南部。[19]该遗址面积巨大,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与传说中的禹都安邑有关或不远。遗址的文化面貌述说明,尧舜禹时期此地最为繁荣;二里头时期遗存只有零星分布在遗址东部,可能是遗址居民本多属于夏族,启以后已随王室迁往豫鲁等地而此地只留下少数居住者所致。近年由于河南新密新砦龙山和“新砦期”城址的发现,有学者认为“新砦期”为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袁广阔先生在综合比较了晋南陶寺文化、豫西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址遗迹、墓葬习俗礼制和遗物后指出,随着资料的增多,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新砦期”文化的缺环并没有缩小,前者的来源应是多方面的,其中山西龙山文化是一个重要源头。如在建筑基址方面,二里头和陶寺遗址都有高出地面的大型夯土基址,而“新砦期”新砦遗址发现的一座大房子面积仅为50×14·5米,且为半地穴式。陶寺、东下冯等遗址龙山文化的房子有地上和半地穴式两种,后者虽占多数,但以平面多作圆角方形为特征;二里头的小型房基也多为圆角方形,与前者特征一致。豫西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类型的灰坑主要是圆形和不规则圆形、椭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等,袋状灰坑较少见;山西游邀龙山文化共发现灰坑267座,袋状灰坑仅15座,占5·6%;豫西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的149座灰坑中,袋状坑达76座,占51%,表明豫西龙山文化所有遗址都以圆形袋状灰坑为主。显然,虽然河南所有二里头文化遗址都有大量灰坑,但在灰坑方面二里头文化与山西龙山文化接近,而其特征与晋南的东下冯文化相同。[20]上述二里头文化与山西龙山文化特征的相同相似之处,与河南龙山文化及其“新砦期”适成对比。此外,在墓葬习俗上,二里头遗址和陶寺遗址都是土坑竖穴墓,分大、中、小三型,大墓都使用木棺,棺内铺垫朱砂;惟二里头大墓中随葬爵、盉等青铜礼器,而陶寺没有,表明了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的进步。礼制方面,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礼器如玉器、乐器、漆器以及龙崇拜等,都和陶寺一样。陶寺与二里头陶器相同的器类有甗、高实足鬶、鸭形器、盉、圆腹罐、折腹式器盖等,尤以陶器口沿上的压印纹、器物肩部饰鸡冠扳、口沿外附加泥条和鬲足内壁有饰麻点纹作风等,对二里头文化影响最大。总之,从社会上层使用的礼器、礼制分析可知,二里头文化主要继承了不少以晋南陶寺为代表的山西龙山文化的因素,它们抵达洛阳盆地的时间约在洛阳王湾三期。而从日常用具方面看,晋南东下冯遗址一期为代表的遗存,主要来源于本地龙山文化。[21]以上出土资料反映的夏文化由山西汾河流域向南、东发展、转徙的现象,与我们前面从文献等资料分析的结论是大致一致的。而二里头遗址文化中存在大量山西龙山文化影响因素,应是夏中期以后这里成为夏人建立的王朝政治中心的结果。

 

(本文作者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彭邦本:《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社会科学研究》20031期;彭邦本:《禹娶涂山新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5期。

[2]彭邦本:《禹娶涂山新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5 期。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第1246页,中华书局,1983年。

[5]《世本》张澍集补注本集自“《汉地理志》、《史记·正义》、《玉海》”,页32,《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

[6]《世本》张澍集补注本,页32澍按:“《太平御览》引《世本》云,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此系宋衷注。《史记· 正义》、《汉地理志》并引《世本》云:“禹都阳城”。又按《地理志》以颍川阳城为禹都,非也,当以濮泽之阳城为是。盖尧舜皆都河东北,不居河南耳。”

[7]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页3,齐鲁书社,1985年。

[8]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页5-8,齐鲁书社,1985年。

[9]《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10]彭邦本:《陶寺古城——唐虞时期与夏初都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8期,20098月;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长云、张翠莲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年。

[11]高江涛、魏继印:《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建筑格局的变与不变》,《中国文物报》2005318日第7版。

[12]《尚书·甘誓》。

[13]《北堂书钞》卷一三帝王部:“启征西河。《纪年》云。”转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1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16]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关系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6年第9期。

[17]《左传·襄公四年》。

[18]《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转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8

[19]王力之等:《山西绛县周家庄发掘一处古代文化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61日。

[20]袁广阔:《再思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中国文物报》,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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