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文化圈与大禹故地略论

徐日辉

大禹治水是中国人流传了四千年来的奇迹，作为中华民族记忆当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大禹成为了我们的骄傲。大禹的业绩毫无疑问是生生不息，而记载大禹历史事实的则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是记载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珍贵历史文献，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部夏代史。

在司马迁撰写的十二本纪当中，惟有《夏本纪》十分特殊，我的研究表明，该纪正文3028字（未计太史公赞），其中记载夏禹治水为1376字，占全篇45.4％ ；若加上禹的施政事迹，则占全篇50％以上。也就是说在专载夏王朝一代数百年兴亡史的本纪当中，主要突出的是夏禹治水的英雄事迹，事实上是一部歌颂夏禹的治水史诗[1]。近来由于重新注疏《史记》的《夏本纪》等篇目，颇有些新的认识，现表述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有关方家指正。

一

大禹，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习惯称谓，潜台词就是大禹治水，而且是妇孺皆知。但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这样的：

夏禹，名曰文重。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史记集解》称：“谥法曰‘受禅成功曰禹’。”《史记正义》称：“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夏是国名，禹是人名，司马迁为什么将夏置于禹的前面，意义非常深远。如同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的记载一样：“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也是将黄帝前置于姓名的前边。但是，司马迁在黄帝和大禹的问题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维禹之功，九州攸同”[2]，承认大禹统一九州建立国家的伟大功绩[3]。

黄帝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是作为一种认同始祖的文化信息来认识的，当然他首先应该是作为历史时期的杰出代表，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4]。

黄从田，与黄帝出生的黄土地有关。《说文》曰：“黄，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声。炗，古文光”。因此《易·坤卦》称：“天玄而地黄”。就农业文明而言，黄土壤确实有着十分明显的肥力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生存作用。有专家指出：“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的收成高于其它土壤”[5]。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崇拜黄土重看黄泉、以“黄”为贵、以“黄”为尊的由来。因此上讲黄帝之所以称其“黄”者，说穿了就是农业民族的象征[6]。依据司马迁行文的惯例，对照黄帝的记载，再来研究“夏禹”的内容，问题相对好解决一些。

夏是国名，古今亦然。司马迁之所以将夏放在禹之前，称之为“夏禹”者，其核心是表明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国名，是以部族为名号，至禹建国号夏开始，中国才真正有了国名，寓意即此。

夏，古民族，以龙为图腾，亦指活动范围，最初主要在晋南和豫西一带，甚至时间的推移和不断开拓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中心区域向周边辐射，终于成为中华民族之主干。

禹，为名，亦为号。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出土于齐国古都临淄的《齐侯钟鎛》铭文曰：“处禹之堵”；1919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西南乡的春秋时期《秦公簋》铭文曰：“鼏禹宅迹”；新出西周中期偏晚的《遂公盨》铭文曰：“天命禹敷土”，是为佐证。

对照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夏本纪》“夏禹，名曰文重”；《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可以清楚地看出，从黄帝一下的夏、商、周三代，均是以国名、地名为起首的。所以《史记索隐》称“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史记正义》称“因周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人们的认识是“夏禹”，而不是今天的“大禹”，也就是国名和地名是在人名的前边，是因国居地而称，也正是我们探讨大禹故地的前提。

二

大禹建立夏朝已为公认，并且已由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确切的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考察大禹活动中心主要在中原地区，对此，钱穆先生曾经指出：

余前论古代关于夏禹传说之地望，乃起自今河南西部山地，而北极于黄河北岸今山西之南部。此篇略考黄帝传说故事，其地望乃与夏禹传说不期而合。然则言黄帝夏禹者，其殆为古代比较相近之两民族所传述也[7]。

考古发现夏禹的政治中心在今河南登封市的王城岗一带[8]，即史称之禹都阳城，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史记·夏本记》记载：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此为禹都阳城之始。

又《古本竹书纪年》亦记载：禹“居阳城”、“立四十五年”。依据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完成以后，主要的发展空间是以登封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进行辐射。当然，登封王城岗一带的阳城作为大禹的故地，于情于理都说的通。

登封市阳城作为大禹故地，由于大禹的存在便与中岳嵩山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不但开启了今天嵩山文化圈之先，而且成为大禹文化的重要构成，而登封王城岗一带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负黍城遗址、双庙沟遗址、南洼遗址、杨村遗址等众多夏文化遗址的发现，给予了有力的支撑。

更为重要的是，构成大禹文化向四方辐射的中心恰恰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嵩山文化圈，历史悠久的黄帝文化、大禹文化、夏文化、周文化在这里人和自然的最完美的结合，成为嵩山文化圈的灵魂。

正是因为大禹故地在于此，所以，几千年来登封一带留下了大量的禹文化的遗迹和民间传说，而且是非常普遍，根据常松木先生《永远的大禹》一书的统计表明，大禹文化胜迹至少有50多处，其中尤以生大禹儿子的“启母石”以及启母阙与太室阙、少室阙之汉三阙嵩山最为著名。汉三阙是祭祀中岳嵩山的建筑物证，更是大禹故地特有的大禹文化的物证。

启母石，是夏启母亲化成的石头，目前全国有三处影响最大，分别为：安徽怀远县涂山、重庆

市和登封市的嵩山境内。河南省登封市的启母石位于嵩山万岁峰下山坡上。其实嵩山的启母石历史非常悠久，刘知几《史通》称：“汉元封元年，武帝幸缑氏，制曰：朕至中岳，见启母石。云化石启生，地在嵩北”。由此可见至少在西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成为祭祀大禹的神物。

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颍川太守朱宠曾在启母石前建启母庙，该庙唐朝还在，里边供奉的正是“启母石”。今天虽然启母庙已毁，但是启母庙的基址尚存在，启母阙至今依然存在。

启母阙建于东汉延光二年，即公元123年，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官方建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启母阙上雕刻有禹化熊图和启母化石图等，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大禹治水的历史事迹以及与这里非同寻常的关系。从民俗文化角度出发，启母亦是古代生殖崇拜的遗迹，也就是所谓的“禖神”，即古人崇拜的生殖神。

阳城作为夏朝的都城，大禹的政治中心和生活故地，其地域正好属于山文化圈的范围。其实黄帝的活动中心同样在山文化圈的范围之内，活动故里被认为在今天的新郑市，也有认为在今天的新密市[9]。还有大禹儿子启的的都城在今天河南省的新密市，具体就是新砦遗址，无论是禹都还是启都，他们的生活中心都在同一地区，不管是何种说法，都没有跳出山文化圈。历史就是这样，不以我们今天的意志为转移。

2014年11月我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的几位先生一同考察了新密市的史前文化，在当地政府邓市长和杨建敏先生、郭雪伟先生、郑观杭先生、刘峰亭先生等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伏羲山织机洞、李家沟遗址、莪沟遗址、天爷洞遗址新砦遗址、古城寨等。看到了从10万年前到今天的文化延续，十分的独特和神奇。新密市的新砦遗址，被专家们认为应为是“夏启之居”、“启都夏邑”。这里密集的史前文化遗迹，联系起来考察，必将有新的收获。

大禹治水为民兴利除弊，其公而忘私的精神至今激励着每个中国人，人们对大禹的信仰，正是对祖先的祭典与怀念，不是宗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彰显大禹治水业绩的物质遗存，其核心正是四千年来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表现。几千年来人们通过大禹公而忘私的精神表彰治理水患的业绩，歌颂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伟大壮举，通过赞美大禹使大禹精神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楷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大禹治水毕竟距离今天已有四千多年了，如此长的距离感是无法消除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拉近，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有效的粘合剂，包括世代流传在大禹故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如“启母石”、“盗土治水”、“舜王访贤”、“崇伯点化”、“禹治洪水过家门”、“大禹为熊”等，等有关大禹的传说故事，毋庸置疑，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嵩山文化圈以及大禹故地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