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禹为夏后氏先人，他们的居处与活动应在何处？目前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在崇山，阳城在河济之间的濮阳，并认为“禹都阳城即濮阳说”。
　　
　　《古本竹书纪年》与《世本》称“禹居阳城”。如何理解这个“居”字。这个“居”，我认为就是“都”的含义。《史记•封禅书》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正义》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帝王世纪》云：“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案，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所以《世本•居篇》“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汉书•地理志》注，《续汉书•郡国志》注均引用此说。在这里应该如何理解《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指出，《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人作，今书非原本。但是它应该是早于《世本》的。王国维先生又说：“《世本》今不传，有重辑本汉初人作，然多是古代材料”，在这里如果我们引用《世本》的材料，尤其是汉、宋衷的注，不能为据。所以《世本》云“禹居阳城，在大梁之南”。此话是据《太平御览》卷155，从王应麟《地理通释》所引，不应作为主要根据。
　　
　　王国维先生还认为“《左氏传》、《国语》为春秋战国又初作至汉始行世”。应该说是比较早、可靠的历史文献。而《尚书》，王国维先生又认为“《禹贡•甘誓》《商书》中如《汤誓》文字稍早而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其他“诸篇皆当时所作也”。时间越早其可信程度越高，越晚其可信程度愈差。因此，我认为汉、宋衷所注“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的说法，只能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应是对历史实际情况的真实记录。但这里有一点应该说是正确的，“禹都阳城”。
　　
　　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国语•周语》曰：“夏居阳城，嵩山在焉。”又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现在结合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嵩山，又名崇山，而对“融降于崇山”，中华书局徐元浩撰《国语集解》认为：“融，祝融也。”怎么把祝融与夏的兴起于崇山联系在一起呢？《山海经》记关于夏族的始祖是这样记载的：《海内经》记：“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山海经》又认为黄帝是夏鲧始祖，从族系上应是黄帝之后的一支，因此夏禹应在中原地区。所以《大荒南经》又记“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据袁轲先生考证，驩头即驩兜；丹朱，为鲧的另一支后裔。说夏族的兴起应在中原地区，不应在河济之间。这里明明白白说明，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降生炎融的地方应是崇山。为什么叫崇山？《国语•周语》：“夫宫室不崇。”徐元浩《国语集解》曰“崇，高也。”“崇”，徐元浩又注曰：“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黄丕烈曰：“嵩，崇古今字。今各本国语皆为后删去嵩，崇之语。”汪远孙曰：“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县北十里。”在河济之间，找不到山的，山东鄄城更无山可言。
　　
　　以上徐元浩的《国语集解》说明崇山就是嵩山，而以高著称，自然是采用《国语》韦昭注：“嵩，高也。”而崇山之名与《国语•周语》“有崇伯鲧”是有密切关系的。三国，韦昭注曰：“有虞，舜也。鲧，禹父。崇，鲧国。伯，爵也。尧时在位，而言有虞者，鲧之诛，舜之为也。”鲧为“崇伯”《国语•周语》有“有崇伯鲧，播其谣心，是也。”所以“禹”又称为“崇禹”。《逸周书•世系》曰：“龠人奏‘崇禹生开三终’是也。”在这里崇与嵩相通，所以最早韦昭提出《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曰：“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史记•封禅书》又曰：“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汉书•郊祀志》作“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崈高，为之奉邑”。颜师古注：“崈”，古“崇”字是也。“崈”亦作“嵩”。《汉书•地理志》颍川郡“崈高”：“古文以嵩高为外方山。”顾颉刚先生说：“《尚书•禹贡》《正义》‘嵩高山在颍川、嵩高县’，古文以为外方山是也。”《史记》以嵩高为中岳，即传说中鲧、禹之故封。汉武帝以封禅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所以特尊“嵩为岳者”此说正确可取。
　　
　　我们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崇山，即以后嵩山。《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括地志》曰：“嵩山，亦名曰太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阳城县西北二十五里。”在这里王玉哲先生认为“崇山”或“有崇”原始的崇应来源于山西。恐不确。《诗经•大雅•崧高》诗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字，《礼记》、《韩诗外传》及《初学记》所引《诗》皆作嵩。《尔雅•释山》“山大而高崧”宋朱熹《诗集传》也说：“山大而高曰崧。”又曰“岳，山之尊者。”在这里王先生把《诗经•大雅•崧高》嵩高维岳的“岳”，说是山西的太岳，霍山，因而嵩高也说成是山西的有嵩，是值得研究，山西太岳从来没有称为嵩高的。因为只有河南省登封的中岳、嵩山才称为嵩高。《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嵩高邑。”王先生认为“崈高中岳”是由汉武帝登礼颍川郡之太室山之后，“于是河南始有嵩高山，所以，崇山，有崇本在山西，而大河以南有嵩高、崇山，有崇等名皆以后从西古地名层化而来”。这完全是颠倒了历史的真相。此说不符合实际，“有崇伯鲧”崇山最早是见于《国语》记载，而且附近有“阳城”。在山西有阳城与崇山，但与太室不能连系在一起吗？因此王玉哲先生之说是无根据。这里还明确指出，山西的阳城县，有二说，早年丁山先生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由于汤字在金文中作唐，推论“阳城”故名曰“唐城”，又说“谓唐城在翼城西者较确”。丁氏之说只能说成唐即成汤，只能与商史发生关系，但却不能与夏史发生关系。阳城即唐城，这也只是一种推论，并无更多的证据来说明古阳城就在山西。再说汉濩泽县说：《路史》卷十二注。羅泌《路史》说“禹避舜子于阳城说的诬罔，泽之阳城是说它属泽州（今晋城县），所指为汉朝的濩泽县，自唐以后，才取为阳城县，可见汉濩泽县在汉以前并不能叫阳城，这样禹兴起于山西说就落空了。故《山西历史地名通检》曰：“濩泽县，西汉置，属河东郡，东汉不改。”“唐初属泽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名阳城，天佑二年（905年）朱全忠避父（城）讳，复曰濩泽。五代唐仍名阳城。故治在今阳城县三十里泽城村。”在这里应该指出，阳城县在东，今山西长治市晋城市辖区，而太岳吕梁山在西，根本联系不在一起。
　　
　　值得肯定，最早《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后氏禹居阳城。”《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下，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下李贤注引《汲冢书》曰：“禹都阳城。”《孟子•万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赵岐注：“阳城在嵩山下。”《史记•夏本纪》谓“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禹亦乃让舜子。”《正义》引《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其他一些历史著作，如《太平御览》卷八二载：“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通志》卷三上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益避禹之子居箕山之阴”卷四一又谓“禹在阳城，避商均之地而非都也”。从以上种种记载看来，到底是禹避商均之地，还是禹都呢？应该统一起来，不管是都，还是避均之居地，都与禹发生关系，证明禹的活动皆与阳城有关。最早提出“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是战国时的孟子。而《古本竹书纪年》为战国时魏人所作，提出“夏后居阳城”。“居”应有都的含义，所以《世本》明确提出“禹都阳城”。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登封县”载：“古阳城也，禹避商之子于阳城即此。《世本》言禹都阳城，误也”，此说不确。我们不能把禹都阳城与避商均子割裂开来看，这是不恰当的，应该纠正。清人闫若璩《四书释地》曰：“阳城箕山之阴”系谓“阳城山名。汉颍川郡有阳城县，以上得名，五代周省入登封。”阳城山即今东岭山，在告城镇东北。章炳麟在《神权时代居山说》明确指出：“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阳城，即嵩山所在，古无‘嵩’字，但以‘崇’字为之，故《周语》称鲧为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为崇禹。”此说正确可信。
　　
　　值得注意，作为上古政治、宗教的中心，是离不开山的。钱穆先生曾撰《中国古代山居考》，全面揭示了古人山居的事实，并指出“穴处即岩处，穴在岩旁，不在地下”。《孟子•尽心下》云：“是故得于父民而为天子”，直接用“父民”泛指人民，正说明古人是山居的，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证实：“战国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沿小河的黄土台地或小丘冈”。章太炎还曾明确提出“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综考古之帝都，颛顼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从这里可以看出禹都阳城在嵩山脚下，应该是有其特殊地理条件和历史宗教含义的，它不是随意假设的。
　　
　　根据文献材料和地下考古发掘相结合证实“王城岗龙山文化文化二期东西相连的两个城址的发现和城内龙山文化二期许多重要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探索夏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两座龙山文化二期城址的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地望十分吻合，所以我们初步认为王城岗的两座龙山文化城址有可能就是夏代城址，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城址”。
　　
　　最近马世之先生结合文献记载与有关历史传说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小城与大城均称‘阳城’，小城大约是鲧作之城和禹所避居的阳城，大城则应为夏建国后禹所都的阳城”，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正确。不过还应该补充说明，河南省著名考古学专家安金槐先生最早提出王城岗是禹都阳城，其理由至少有四点：
　　
　　1、王城岗城址的文化内涵是属于豫西文化类型，豫西龙山文化中期与晚期文化遗存有可能属夏文化的范畴。因而这座城址可能属于夏代城址。
　　
　　2、王城岗城址的年代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大体上是在夏代纪年的早期或接近早期。
　　
　　3、王城岗城址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和有关文献记载夏代早期阳城的地望相吻合。王城岗的名字由来已久，(王都所在地才称王城)。从地名学这个角度考察，只有王都所在地才能称王城，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4、登封告城镇一带发现东周到汉代时期的阳城遗址，也是确定夏代阳城遗址位置的重要凭证。
　　
　　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确定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不仅有文献材料，而且更重要的还有考古发掘材料。
　　
　　但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应注意，上述阳城遗址，我认为是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因而出土有贮水管道，为东周阳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有的学者似乎提出东周阳城应有春秋郑国和战国阳城之分。这个意见我认为很正确，具有启发性。在告城镇东北发现的阳城遗址内主要为战国时期的遗存，加之出土带有“阳城倉器”铭文的战国陶器，证明此处应为战国韩国阳城。所以《史记•韩世家》：“文候二年（公元前385年）伐郑，取阳城。”《史记•周本纪》：“（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65年）秦取韩阳城、负黍。”因此，公元前385年至256年之间，阳城原是韩地。这个结论可信。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南省新郑“郑韩城”也曾发现一件“八年阳城令戈”其铭文：“八年，阳城命（令）口口工师（合文）口尚（？）冶趣？。”已有学者考证应属“韩”。
　　
　　但1987年3月，在河南省登封县告城乡八方村，又发现一件阳城令戈，这二件铜戈与何先生所讨论的八年阳城令戈考的阳城应是一地，也认为“均属韩国”，我认为此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登封县告城镇八方村东部王城岗一带，发现有大量的春秋文化遗存，特别是近年来发现有春秋时期的大壕沟，为寻找春秋时代郑国阳城提供了重要资料。《史记•郑世家》、《史记•韩世家》与《六国年表》都记载韩文候二年（公元前385年），“韩伐郑，取阳城”，说明春秋时应有郑国阳城的记载。因此，徐旭生先生认为在《孟子》、《竹书纪年》中亦有阳城的记载，告城镇古阳城应是一种最普遍的说法，为直接证实禹都阳城的存在找到重要证据。
　　
　　考古工作者在与八方村王城岗相对的颍河南岸的箕山北麓属告城镇袁窑村北的坡地上，1995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东周墓地，其中三号墓是一座春秋前期的中型墓葬。葬具为一椁二棺，单人葬，墓室下有腰坑，内埋一狗。墓内出土了大量铜礼器，有鼎5件，簋4件，方壶2件，以及甗，扁壶，盘，盒各1件。从其中2件铜鼎上的铭文来看，墓主人应是郑伯公子耳。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地距八方王城岗春秋遗址的直线距离约2000米，由此可以断定八方王城岗可能是春秋时期阳城之所在。如果我们在这里结合1987年在河南登封县告城乡八方村，又发现一件阳城令戈。共两件铭文分别为：
　　
　　八年，阳城（令）口口中，工师[合文]口尚（？），冶趣，（新郑出土）
　　
　　六年，阳城（令）韩禾，工师[合文]口宪，冶？（？），（八方村出土）
　　
　　这二件铭文文字古朴，笔画工整，从款式上看与新郑郑韩故城发现的一批战国铜兵器字体略有不同。因此我认为应是春秋郑国阳城的真实证据。最近又新发现的八年阳城令戈，同样应是春秋战国时郑国兵器。何琳仪先生认为把八方村出土的郑国兵器断定为韩国兵器欠妥，应为郑国阳城兵器，春秋战国时器物。
　　
　　以上这些重要材料在最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没有具体反映出来，甚表遗憾。只是说：“联系到在此地新发现的大壕沟，是否为春秋郑国阳城的城壕呢？不过至今为止
　　
　　尚未发现春秋时期的夯土城壕，这也为春秋郑国阳城的确定蒙上一层迷雾。”应该指出的是：“八方王城岗早期大壕沟（城壕）的发现和丰富的春秋文化遗产文化遗存，以及袁窑春秋时期“郑伯公子子耳”墓的发现，似可以推定春秋郑国阳城的存在，同时可以推定其应距离郑伯公子耳墓不远。八方王城岗一带或许就是春秋郑国阳城之所在。”在这里作者留有余地没有肯定八方村为春秋时期阳城遗址，现在看来八方王城岗一带虽然没有发现城墙，但我们可以肯定应为春秋时期的古阳城遗址之所在。至少有三条理由：第一，出土有“阳城”铭文的铜戈，第二，出土有一条深大的壕沟，第三，出土大量的春秋时代文化遗存，尤其是郑伯公子子耳的墓出土。这三条证据，完全可以证实春秋古阳城，就在告城镇八方王城岗。值得重视的，是在王城岗我们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为禹都阳城，这一推测应是没有错误的。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春秋时期郑国“阳城”的称谓，实质上应是源于“禹都阳城”之“阳城”的。所以春秋郑国阳城的证实直接为禹都阳城确定提供了可靠有力的证据。现在一些考古工作者还期盼春秋时郑国阳城夯土城墙的发现和春秋时期‘阳城‘铭文之陶器”。实际上是用不着陶文与城墙夯土的发现来证实。因为“从八方王城岗春秋遗址以早期为多，晚期少见的情况看，告城镇东北的阳城的修筑当始于春秋晚期”，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战国时期将阳城迁至告城镇东北的高岗处，可能是为了避水患，这完全是真实的，不须用更多的考古材料来证实，因为五渡河的水，已经把王城岗古城遗址冲毁一个口。在这里有的同志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证实考察，认为最近在濮阳高城遗址，发现了一座龙山晚期的古城。我们认为应是帝丘古城遗址，可是有的同志硬要把此城说成是禹都阳城的考古证据，我们要问怎么能证实说明它就是禹都阳城的考古证据呢？还说“至于学者称它为颛顼所居的帝丘，也不与我们认濮阳为禹都阳城的说法冲突。如前所述，文献记载鲧禹实为颛顼后裔，如称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大戴礼记•帝系》）或称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礼记•祭法）或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世本•帝系》）或许是颛顼氏修建阳城在先，禹和夏后相接着又把它充作了自己的都城。从这里我们有二点值得深思：第一，今在濮阳禹城遗址发现龙山晚期遗址，怎么能直接证实这就是禹都阳城的可靠考古实据呢？第二，在历史文献上怎样说明颛顼修建的阳城在先，禹和夏后氏相接着把它作为自己的都城？没有任何根据怎么能使我们相信禹都阳城就在今河南濮阳呢？以上所说禹都登封阳城的考古证据，怎么能在河济之间的濮阳找到有力禹都阳城的证据呢？仅仅是根据一点文献进行推论，是绝对经不起历史考察的，因为它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尚未发现春秋时期的夯土城壕，这也为春秋郑国阳城的确定蒙上一层迷雾。”应该指出的是：“八方王城岗早期大壕沟（城壕）的发现和丰富的春秋文化遗产文化遗存，以及袁窑春秋时期“郑伯公子子耳”墓的发现，似可以推定春秋郑国阳城的存在，同时可以推定其应距离郑伯公子耳墓不远。八方王城岗一带或许就是春秋郑国阳城之所在。”在这里作者留有余地没有肯定八方村为春秋时期阳城遗址，现在看来八方王城岗一带虽然没有发现城墙，但我们可以肯定应为春秋时期的古阳城遗址之所在。至少有三条理由：第一，出土有“阳城”铭文的铜戈，第二，出土有一条深大的壕沟，第三，出土大量的春秋时代文化遗存，尤其是郑伯公子子耳的墓出土。这三条证据，完全可以证实春秋古阳城，就在告城镇八方王城岗。值得重视的，是在王城岗我们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为禹都阳城，这一推测应是没有错误的。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春秋时期郑国“阳城”的称谓，实质上应是源于“禹都阳城”之“阳城”的。所以春秋郑国阳城的证实直接为禹都阳城确定提供了可靠有力的证据。现在一些考古工作者还期盼春秋时郑国阳城夯土城墙的发现和春秋时期‘阳城‘铭文之陶器”。实际上是用不着陶文与城墙夯土的发现来证实。因为“从八方王城岗春秋遗址以早期为多，晚期少见的情况看，告城镇东北的阳城的修筑当始于春秋晚期”，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战国时期将阳城迁至告城镇东北的高岗处，可能是为了避水患，这完全是真实的，不须用更多的考古材料来证实，因为五渡河的水，已经把王城岗古城遗址冲毁一个口。在这里有的同志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证实考察，认为最近在濮阳高城遗址，发现了一座龙山晚期的古城。我们认为应是帝丘古城遗址，可是有的同志硬要把此城说成是禹都阳城的考古证据，我们要问怎么能证实说明它就是禹都阳城的考古证据呢？还说“至于学者称它为颛顼所居的帝丘，也不与我们认濮阳为禹都阳城的说法冲突。如前所述，文献记载鲧禹实为颛顼后裔，如称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大戴礼记•帝系》）或称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礼记•祭法）或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世本•帝系》）或许是颛顼氏修建阳城在先，禹和夏后相接着又把它充作了自己的都城。从这里我们有二点值得深思：第一，今在濮阳禹城遗址发现龙山晚期遗址，怎么能直接证实这就是禹都阳城的可靠考古实据呢？第二，在历史文献上怎样说明颛顼修建的阳城在先，禹和夏后氏相接着把它作为自己的都城？没有任何根据怎么能使我们相信禹都阳城就在今河南濮阳呢？以上所说禹都登封阳城的考古证据，怎么能在河济之间的濮阳找到有力禹都阳城的证据呢？仅仅是根据一点文献进行推论，是绝对经不起历史考察的，因为它也不符合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