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当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时候，随即拉开了疑古思潮的帷幕，我们寻绎双方讨论的重点问题，恰恰是以大禹为中心展开的，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十三年前，我们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上讨论古史，文中的中心问题为禹的是人是神？禹和夏有没有关系？讨论的结果固然对于这两个问题仍不能得到结论，但对于商以前的历史从此知道其中传说的成分极多，史实的成分极少，这便是我们工作的相当收获。”①
　　
　　接着，顾颉刚先生笔锋一转，又说道：
　　
　　“这数年来，人家还只记得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说的禹为虫，我屡次声明，这是我早已放弃了的假设；至于所以放弃的理由，乃为材料的不足……”②
　　
　　我们可以这样地说，大禹是条虫，这本来是顾颉刚先生讨论大禹问题时，提出的一个假设，由这一假设所引发的争议，数年之后，顾颉刚先生编著《古史辨》第二册时，在《自序》中，还写道：
　　
　　“自从本书第一册出版之后，不能说没有影响，但不了解我的态度的人依然很多。……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们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辩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③
　　
　　既使是这样的，顾颉刚先生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这一点，生怕被人家误解、曲解，甚至拿来作文章。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顾颉刚先生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晚年，顾颉刚先生专门著有一篇长文即《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其中就讲了这样一件事，虽然文字较多，我们还是把它迻录如下：
　　
　　“一九四0年，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件事关联史学，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我曾引《说文》的‘禹，虫也，从？，象形’及‘？，兽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情，不足为奇。陈立夫屡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听众的一笑。这是意见不同，也无所谓。到一九四0年，我在成都，有一天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来访，闲谈间，除了叙叙同乡、同族的关系外，又提出了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定，何从考出他的生日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带地方，他们习惯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的，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那些地方志的。’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后就走了，我也想不出他的用意。过了些时日，看见国民党政府定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的新闻，到了那天，报纸上出有特刊，上面载着陈立夫的一篇演说，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才明白，原来顾毓琇前些时到我家来问就是为的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这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吴越春秋》里就有，苏东坡的诗里也有，羌人区域的地方志记载更多，何劳我来考证。嗣后，中央大学教授缪凤林就写文章骂我为“首鼠两端”，既否认禹是一个人，又定他的生日，太不照顾前后了。因此，陈立夫在他的文章中把我抬出来，是故意在愚弄我，借此来败坏我研究古史的声誉。④
　　
　　行文至此，我们觉得，有必要看一看顾颉刚先生原文是怎样说的。这里，我们摘引《顾颉刚年谱》上的文字附上，其文曰：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字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
　　
　　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
　　
　　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
　　
　　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⑤
　　
　　这是1923年2月25日顾颉刚先生写给钱玄同先生的复信，他说：“和他已经一年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很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除讲《诗经》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想不到这一个概要就成了后来种种讨论的骨干！”⑥这封复信的一部分，最初发表于《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即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实际上，顾颉刚先生的这些想法，早在1922年的四、五、六月间，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我们看《顾颉刚年谱》四至六月，拟定教科书目录，收集编书材料，发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其云：
　　
　　“上古史方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的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閟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燦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牺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⑦
　　
　　也就是说，顾颉刚先生通过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可以分作四个层次，再与尧舜的事迹作比较，从而发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对于这一点，我们从5月25日钱玄同先生作答书，发表于《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同时，钱玄同先生也指出：
　　
　　“先生据《说文》云‘（禹)从？’，而想到‘？’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说文中从‘？’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从‘？’（如‘禽’‘万’‘兽’‘獣’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地’之‘？’字，殆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⑧
　　
　　几乎与此前后，刘掞藜先生、胡厪人先生分别著文，发表于《读书杂志》第十一期上，他们交相诘难顾颉刚先生，包括“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刘掞藜直言：
　　
　　“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不然，我们要问稷为形声字，是五谷之长，何以不认后稷为植物咧？难道那奇形怪壮底象物九鼎上没有稷这种植物么？……”⑨
　　
　　胡厪人先生感言：
　　
　　“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又引伯祥云：或即是龙。……这般望文生义的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⑩
　　
　　同一期上，也发表了顾颉刚先生《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惜本期篇幅甚短，不能畅说”。（11）随后，顾颉刚先生又发表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的长文，文中说：
　　
　　“我上一文疑禹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于此并不抗辨，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我只把当初立此假定之故条例于下：
　　
　　……
　　
　　以上是说明我所以有‘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缘故。我现在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12）
　　
　　在这里，顾颉刚先生又说：我对于禹的来历很愿意再下一个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同样，顾颉刚先生又提出“我所以下此假定，有下列数项理由：……”（13）在《顾颉刚年谱》中，我们也看到与童书业先生编校《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为该专号作《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并且，作有附记说：
　　
　　“四年前，曾作《州与岳的演变》一文，……此数年中，时有新获，欲增入前文，而事务苦烦，未能如志。兹值童丕绳先生编本刊‘古代地理专号’，在其所集得之文中颇有讨论夏与禹者，不禁见猎心喜，爰就九州之戎一题先草此篇，籍供鄙见于诸方家”。
　　
　　童书业先生不仅于文末作跋，而且还在该专号《序言》中说：
　　
　　“顾先生是以研究禹的传说著名的，他从前主张禹的传说起于南方民族，最近又提出一个禹的传说与戎族有关的新假定，虽然禹的来源到现在还不可确知，然而禹与戎族有关这个结论却是无疑问的事实。顾先生从古九州四岳的疆域推测禹传说的发展，联带把九州四岳的起源问题也相当解决了。这是一篇极重要的论文：据他的研究，九州是戎族的居住地，四岳是戎族的发源地，而禹的传说也就盛行于这个区域；九州四岳与禹本是夏族的传说，但同时也是戎族的传说，所以戎夏本出一源，禹迹的广被乃是戎夏民族合作的结果。这根本摧毁了旧日狭隘的夷夏观念而给予人们一个新印象！”（14）
　　
　　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现在看来，这场古史争辩，大体上延续到年底，暂时告于段落。在《顾颉刚年谱》中，这一年的十二月，顾颉刚先生作有《启事》一则，说明因无暇作文，古史讨论暂以《文王是纣臣吗？》作一个小结束。（15）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某些文章发表的时间滞后，似乎也可以这样地认为，延续到编著《古史辨》第一册前后。其间，柳诒征先生又作有《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发表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第一、二期合期上，专门从《说文》本身入手，继续诘难顾颉刚先生，他说：
　　
　　“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叩有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按《说文》固未释禹为夏代先王，《说文》：‘禹，虫也，从？，象形。’然本书固数举禹；如‘鼎’、‘吕’之说，皆指禹为人，非虫也。《说文》：‘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又：‘吕，脊骨也，象形。昔大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假使许君知禹非人，不当仍沿旧说。胡许君既知禹为虫，复引禹之事实，初不自病矛盾；而千数百年读《说文》者从未致疑及此，独某君始具明眼，发前人之所未发乎？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16）
　　
　　稍晚，顾颉刚先生又作有《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十五、十六合期上，同期还发表了钱玄同先生、魏建功先生和容庚先生的反驳文章。顾颉刚先生首先指出：“这篇文字，很可补王筠《说文释例》之后缺，读之甚佩。但是我要郑重声明一句话：
　　
　　这和我的辩论古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接着，他又说：
　　
　　“柳先生未能了解我的主要理由，单是断章取义的截取了引《说文》的一段，说道：‘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叩有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言下似乎以为我的推翻禹的历史上的地位完全由于《说文》一语，这实在是深文周纳了！……我引《说文》的说禹为虫，正与我引《鲁语》和《吕览》而说夔为兽类，引《左传》和《楚辞》而说鲧为水族一样。我只希望在这些材料之中能彀漏出一点神话时代的古史模样的暗示，借了这一点暗示去建立几个假设，由这几个假设再去搜集材料作确实的证明。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明，假设终究是个假设。如果得到的材料足以否定我的假设，这个假设当然由我自己去推翻。照柳先生的意思，似乎我既引了《说文》这一条，便已把这个单词只义当作金科玉律般看待了。这实是最不了解我的态度之处。”（17）
　　
　　以下，顾颉刚先生申述“我当时所以引用《说文》这一句话，也有数项理由”，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
　　
　　我们以为，如果我们按照辨难双方讨论时序，完全可以把握顾颉刚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1、在作《答柳翼谋先生》一文中，顾颉刚先生尝说：“我看了这段（指钱玄同先生复信），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
　　
　　2、在作《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顾颉刚先生说：“我上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
　　
　　又说：“我现在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
　　
　　3、在作《答柳翼谋先生》一文中，顾颉刚先生说：“丢掉了这一个假设，我依然有旁的证据可以建立我的假设。”
　　
　　4、在作《＜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顾颉刚先生说：“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辩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5、在作《夏史三论》前言时，顾颉刚先生说：“这数年来，人家还只记得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说的禹为虫，我屡次声明，这是我早已放弃了的假设；至于所以放弃的理由，乃为材料的不足，……”
　　
　　如是说来，顾颉刚先生所谓“丢掉”或“放弃”的只是“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句话的后半，至于前半“禹为动物”，即使“丢掉”或“放弃”《说文》这一证据，并不等于说“丢掉”或“放弃”“有旁的证据可以建立我的假设”，问题的关键“乃为材料的不足”。
　　
　　我们看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有两段文字，不妨转录于下：
　　
　　其一，云：
　　
　　我所以说禹出于九鼎之故，因为舜的命官，如朱、虎、熊、罴，如夔、龙、皆兽名；而夔又有一足的传说（《吕氏春秋•察传》）篇所引孔子为“夔一足”辨正的话自是后起），甚是可疑。况先禹治水的鲧亦兽名。又饕餮本系鼎上图画，乃流到后来，亦成为缙云氏的不才子。似鲧、禹颇与之类似。《吕氏春秋》卷22＜察传＞篇云：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读此条可知：（1）夔有一足之传说同，乃是一只怪兽。＜尧典＞上“百兽率舞”之语，自是近情。（2）舜以夔为乐正，何以＜尧典＞上只说“命汝典乐”而不举“乐正”这个官名？（3）＜尧典＞上舜命九官出于四岳、十二牧及九官自身的推荐，何尝有重黎来？重黎在古代传说亦盛，乃不见于＜尧典＞，何也？（4）夔一足之传说到《吕氏春秋》时改而为孔子辨正的“一而足”之说，这是从神话变成人事的一端。所以有彬彬人治的＜尧典＞、＜皋陶谟＞出来。若此二篇在殷商时做，不知要弄得怎样神怪。
　　
　　＜叔向父簋铭＞云：“叔向父禹曰。”孙诒让云：“《说文》‘？，知声虫也，重文？。’司马相如说：‘从向。’《玉篇•虫部》云：‘？，禹虫也。’若然，‘禹’‘？’一虫。禹字叔向，即取虫名为义。向，即？之省。此可证司马相如、顾野王说矣。”（《古籀馀论》卷中）禹之为虫，又得一证。（19）
　　
　　其二，云：
　　
　　“自平伯《红楼梦研究》受批判，时有人诋予禹为一条虫之说。案予谓禹为虫，原本《说文》：‘虫’为动物总名，非软体动物之专名也。近在中央民族学院见台湾高山族之器物，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亦多蛇形之刻镂，或延体于筒，或伸颈于壶，或蟠于人像之两肩。以此可以推想禹为夏族之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夏器固尚未发现，然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20）
　　
　　这里，我们妄断，顾颉刚先生没有“丢掉”或“放弃”“禹为动物”的理性思考。我们究其大旨，一方面，从做人上来讲，如同顾颉刚先生所说，“我是一个生性倔强的人”；（21）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从做学问上来讲，顾颉刚先生一生孜孜追求，探讨学术真谛。我们作为晚辈、后学，不敢妄言，或许这正是顾颉刚先生的一生真实写照。
　　
　　注释：
　　
　　1、见《夏史三论》一文，刊《史学年报》第2卷第3期，1936年11月。
　　
　　2、同上
　　
　　3、见《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朴社1930年8月。
　　
　　4、刊《中国哲学》第2辑、第6辑，1980年3月、1981年5月。
　　
　　5、见《顾颉刚年谱》第79－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下同。
　　
　　6、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朴社1926年6月。下同。
　　
　　7、同上。
　　
　　8、见《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
　　
　　9、见《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一文，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下同。
　　
　　10、见《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一文，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
　　
　　11、见《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
　　
　　12、见《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刊《读书杂志》第12、14、16期，1923年8－12月。
　　
　　13、同上。
　　
　　14、见《顾颉刚年谱》第273－274页。
　　
　　15、见《顾颉刚年谱》第87页。
　　
　　16、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刊《史地学报》第1、2合期，1924年4月。
　　
　　17、见《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刊《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1926年。
　　
　　18、同上。
　　
　　19、见《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第20、2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4月。
　　
　　20、同上，第22页。
　　
　　21、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朴社1926年6月。
　　
　　出自：《中国大禹文化》期刊第四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