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都阳城辨疑

杜勇    孔华

禹都阳城问题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事实可否确认，二是其地望可否落实。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具体化。本文着重讨论前一方面的问题，意在对有关史料加以考证，说明禹都阳城的可信性。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说：“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经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1]就上古历史研究而言，由于史料的匮乏，运用较多的是后一种考证。这自然是一项难度甚大的工作，所言是否有当，尚祈学者教正。

从传世文献看，最早把禹与阳城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万章上》云：“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在这里，孟子虽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但阳城是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并未明确交代。至于这句话的含意，《尚书·尧典》（今本《舜典》）可资参证。篇中记述尧让舜“陟帝位”，但是“舜让于德，弗嗣。”是说舜不肯继承尧的职位，表示要让给有德的人。这在《孟子·万章上》表述为“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说明舜所谦让帝位的有德之人即是帝尧之子丹朱。依此看来，“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也就是禹要把舜授给他的职位让给舜之子商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禹不惜躲到阳城隐居起来。《史记·夏本纪》引述这段文字说：“禹辞辟（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司马迁于此特加一个“辞”字，也是强调禹避居阳城是要把舜传给他的职位辞让给商均。对权位表示谦让，作为一种态度、一种美德甚或一种政治艺术，都是值得点赞的。但是，这种远离帝都而隐居他处的谦让方式却不免令人费解。更有甚者，禹既然离开了舜所在的权力中心，躲在阳城不愿继承舜的职位，为什么“天下之民从之”，像舜避居南河之南一样，还受到天下万民的拥戴与讴歌？为什么阳城竟成了禹接受天下诸侯朝觐并处理讼狱事务的地方？看来，“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还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其真实义蕴有待发掘。

在《孟子》之后的战国文献中，古本《竹书纪年》和《世本》都明确记载了阳城是禹时的都邑。《礼记·缁衣》正义云：“《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上》注引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冢古文》亦云居之”，此言“居”者，与都同义，《世本·居篇》言历代都邑即其例证。当然，不应忽略的是《世本》所言并非只有禹都阳城一说。《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依此叙事逻辑，自是禹都阳城在先，徙都平阳、安邑、晋阳在后，凡此四迁。

研究表明，《世本》在学术史上是有权威地位的。王国维曾说：“《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2]

如果我们再由夏商之世系推及《世本》所言夏商之都邑，其理相同，也应该具有很大的可靠性。但在禹时都邑问题上，王国维似乎又不那么相信《世本》了，认为“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3]。与实证派史学家王国维不同的是，疑古派史学家最初根本否定夏朝的存在，自然无暇论及禹时都城所在。但其观点后来又有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世本》有关禹都的记载。如顾颉刚先生晚年认为，“夏后氏这一部落联盟的活动区域首先当在较西的陕西以东、山西一带，是逐渐向东发展的。这些传说中的地点正好反映夏族向东发展的历程。可能在启以前，其活动区域基本在平阳、安邑、晋阳等今山西省境，再东向就达到河南，因而遇到在郑州附近的有扈氏的阻挡。有扈氏部落向西抗击有夏部落，就在洛阳附近的甘水一带作战。结果夏族胜利，才开始以阳城作为政治中心。”[4]这是说阳城不是禹而是启的都邑。

对禹都阳城说表示质疑，在历代学者中亦不乏其人。如《帝王世纪》说：“然则居阳城者，自谓禹避商均时，非都也。”[5]《括地志》说：“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6]《通志·都邑略》说：“禹在阳城者，避商均之地，而非都也。”《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三》“登封县”说：“古阳城也。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即此。《世本》言禹都阳城，悮也。”今日也有学者认为，“在禹与阳城的关系上，《孟子》之说较妥，即阳城为禹避居之地。”[7]这些反对禹都阳城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据《孟子》把阳城仅仅看作禹的临时避居地。更深层次的理由则是因为尧、舜、禹相继禅让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职位，其都城自应在同一个地方。《孟子·万章上》叙述舜继尧位的过程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什么叫“之中国”？前人的解释是：“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返），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8]《尚书·尧典》记载此事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意思是在正月里一个吉日，在帝都尧太祖的宗庙，舜接受了尧的禅位。这是说尧都平阳，舜从南河返回后亦都平阳。那么，禹接受舜的禅位，情形亦复相同，也当从避居阳城后返回帝都平阳，继其统绪。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正是这样描述的，文称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所言“陟元后”就是登上帝位的意思。“禹拜稽首固辞”，最后应承下来，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舜）之初”。这种造作实际代表了一个普遍的想法，既然“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9]，则禹的都邑自然同尧舜在位时一样也在平阳。传世文献正好也有此说法。如《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一带。《帝王世纪》说：“自禹至太康，与唐虞不易都域也。”[10]   由于尧、舜、禹俱都平阳，当然阳城就只能是禹的临时避居地，与禹都了不相涉。问题很清楚，儒家以及墨家艳称的尧舜禹禅让说如果真实可信的话，禹都阳城说就得划上一个极大的甚至不可更改的问号。然而，仔细分析起来，禅让说只反映了事情的表象，尧、舜、禹传贤不传子实为后世对其权力更替过程附加的一种粉饰性传说。这一点，若从当时的国家结构形式来分析，或可看得较为清楚。

在五帝时代，早期国家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一直是现代学者关心的问题。最初人们称五帝时代的前国家形态为部落联盟，近年又喜以酋邦联盟称之，我们借鉴德国政治学家罗曼·赫尔佐克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11]，经过认真分析提出了贵族国家联盟说。[12]这些看法虽然内涵各异，但也可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时存在一个并不稳定的部落联合体。不过，这个联合体的成员并非源自同一血缘关系，而是由不同姓氏的众多部落国所组成，并由一个强大的部落国及其首领主宰着联合体的政治事务。这是它与部落联盟或酋邦最本质的区别。联合体的最高首领一身二任，他们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以一国（宗主国）凌驾于万国之上的天下共主。由于联合体由众多的部落国组成，各部落国的实力对比又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联合体最高首领及其宗主国地位的稳定。文献上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尧舜时代的部落联合体中，尧、舜、禹、四岳、共工、皋陶、契、弃等实际都是来自不同部落国的首领，同时还担任联合体的高级职务，其中尧、舜、禹则先后兼任联合体的最高首领，具有天下共主的身份。由于共主地位在不同部落国发生转移，则易于被人看成是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传贤禅让。但在那些成为宗主的部落国内部，相关资料显示其首领却实行世袭的传子制。如帝尧在确定联合体最高首领接班人的问题上，放齐提出的人选是“嗣子丹朱”。所谓的“嗣子”显然是指丹朱的身份本是尧部落首领的继承人。而舜子商均的经历与丹朱亦极相似。故《史记·五帝本纪》称二人在“禹践天子位”之后，“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至于禹部落首领的接班人，无疑也是禹的儿子启。启利用武力先后战胜试图夺取共主地位的益部落和有扈氏，把部落国传子继承制稳固地移植到部落联合体中，从而形成具有家天下色彩的统一贵族国家。

过去，人们根据有关禅让的传说，总以为尧舜时期部落联合体中共主地位的变化，是让贤旗帜下的和平转移，或是史前社会民主选举的结果，而对于文献上有别于禅让的篡夺说基本不予置信。实际上此类文献材料是很发人深思的，兹略举如下：

（1）《韩非子·说疑篇》：“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2）古本《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13]

（3）古本《竹书纪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14]

（4）古本《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15]

（5）《战国策·燕一》：“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6）古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16]

这种不同于禅让的篡夺说较为符合人类对权势抱有极大贪欲的本性，可能更接近历史的本相。考古资料中似乎也有这方面的反映。从陶寺遗址看，由早期小城发展到中期大城，再到后来成为普通村落，可能是唐尧部落国演变为联合体宗主国，最后丧失共主地位这一过程的反映。一条陶寺晚期的垃圾沟里“出土了五层散乱人骨，最小个体数总计约32个，以颅骨为多，骨盆和肢骨较少。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刃劈琢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就有6个之多。”^[17]联系遗址早中期大墓被扰乱，以及夷灵台、废城垣等一系列残酷行为来看，这种现象或即宗主国替嬗时留下的暴力遗迹。

如果说尧、舜、禹部落联合体共主地位的更替不是禅让而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那么，联合体的中心都邑始终在一个地方的可能性就不大。秦汉以后历代统一王朝，一般都不把前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作为自己的都城，这不仅有利于摆脱旧势力的包围，而且有利于昭示一种革故鼎新的气象。尧、舜、禹时代的部落联合体政治中心的转移其实也是这样。当一个部落国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时，原来本部落国的都邑也就成了联合体的政治中心。这也就是“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诸侯之所以前往朝觐与讼狱的原因所在。此时的阳城非但不是禹的临时避居地，也不单是禹部落自身的都邑，而是夏后氏作为宗主国主宰贵族国家联盟事务的新的政治中心。

尧、舜、禹禅让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为人称道且心向往之，实际上并非史实。同样的闹剧在后世也不是没有上演过。如曹丕控制着汉朝政权，还欲名正言顺称帝之时，最后便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表示要禅位给魏王曹丕。曹丕登上皇帝宝座，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18]这看起来是在调侃古代圣贤，实则是政治家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道出了禅让的实情。再看“益干启位，启杀之”一事，启是如何杀益的历来不为人知。《孟子·万章上》说：“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史记·夏本纪》引作“箕山之阳”，正义引《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这样看来，箕山与阳城相距不远，都在夏后氏的统治范围之内。作为东夷族部落首领的益，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也不应该避居箕山。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启将益囚杀于箕山，结果却在传说中变形走样，以致被说成益辞让禹的职位而避居箕山。

综上所论，可以认为“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与禅让无关，阳城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避居地，而是禹取得部落联合体的最高权力之后，把政治中心由原来的平阳转移到禹部落所在的都邑，从而开创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统一贵族国家的历史新局。

（本文作者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