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都阳城”的文化学的几点考察

王向辉

长期以来，关于禹建都阳城学术界并无太多异议。只是对阳城地望所在，学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方酉生先生所总结的阳城目前共有五说：1、河南登封告成说；2、河南陈留浚仪说；3、山西濩泽县说；4、山西翼城说；5、河南濮阳说。[1]

经笔者仔细比堪先秦史料和考古发掘，综合研判，认为河南登封告成说最为合理，豫西地区是夏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诚如登封告成说的提倡者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经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2]，这一观点已经有数十年历史，因此学界同仁论述者众，兹不赘述。让我感兴趣的是，禹选择河南登封阳城作为夏都在其文化学上的意义。综合来看，笔者以为，禹都阳城，乃是因为阳城为天下之中，嵩山提供了古人山居的基础，阳城体现的是一种夏代先民太阳崇拜的文化情结，而颖水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生活水资源。而这一角度，是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因此特撰写此文予以简要论述。

一、阳城为天下之中

《论语·尧曰》篇第一章说：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此章文句不甚连贯，前人曾经怀疑有阙文问题。而《尚书·大禹谟》中有舜帝对禹讲的一段话，与《论语·尧曰》的内容相似，但多出不少内容：

帝曰：“来，禹！……天之历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允执其中，允执厥中，其实是一个意思。《清华简·保训》篇则有：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鬲（历）茅。恐，救（求）中。自诣（稽）厥志，不讳（违）于庶万眚（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埶（迩），乃易立（位）埶（迩）诣（稽），测（则）阴阳之物，咸川（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於呼！祗之哉！

《论语》的“允执厥中”、《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和《清华简》的（求）中都是非常神秘的，这表达了先民对“中”的重视，李学勤先曾敏锐地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光明日报》4月13日）

长期以来，我们以为这个“中”是表达君王的言行应该符合中正、中庸之道。其实也有不少学者谈到，允执其中的“中”当是个假借字，可以读为“众”，认为“求中”、“得中”就是文献说的“执中”，可能表达的“求众”、“得众”的意思，在《礼记·大学》篇里就有“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一语，可以互为发明，也就是“执中”，也就是要赢得群众。而要赢得群众，就要身处核心。但笔者以为，“允执其中”也许又包含着地理学上的含义。也就是说尧帝告诉舜帝，天命在你，你应该在地理上的“天下之中”的地方去建国。这样可以让天下之民跟随你，只有民心所向的天下之核心地方，才是你治国的不拔之基。

“中”可能是测日影的立杆，“求中”即求大地之中，这是一种建国为之中央的心理因素。

夏禹建都阳城正体现了允执其中的观念，是强调天下之中的中央共主地位的，而只有“允执厥中”，才能“有恃无恐”。

为什么说阳城是天下之中呢？大禹为何会选择阳城这个今天并非一线城市的地方肇造建国的，于文献不足，其实，夏人的建都思想我们可以利用周人的思维方式上推，这是站得住脚的。

《逸周书·度邑》是周武王生前选择东都的原始文献，学界公认比较可信。文中提到了周人选择洛邑作为东都，就是接受了夏人的历史经验。文章说：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周人以洛邑为根基，就是希望“宅兹中国，自之艾民”。我以为其中的“有夏之居”，应该就是今日的登封。夏人的天下之中，当是在阳城。《周礼·地官·大司徒》篇谈到过可能是周人确定“天下之中”地理的办法：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在今天的河南登封古观象台就有唐朝时期修建的“周公测景台”石碑，可见周人是把“日至之影，尺有五寸”作为天下之中的判断标准。周人既然选择东都时自称是“其有夏之居”，我们有理由认为夏人也具备这样的技术知识。

据科学家推理，从西周初期的周公到西汉末年的天文学家刘向，对日影问题的标尺，北极星的选取，使用的是HD107193恒星，而早于周公一千年的大禹，在确定天下之中时，则使用的HD123299恒星作为北极星。《易通卦验》其中记载的日影晷长数据“冬至----晷长丈三尺，夏至----晷长一尺四寸八分”，科学家推论指出这组数据的测量年代估计在公元前2042年左右。众所周知，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的纪年开始于前2070年。[3]如果我们确定2042年是夏启时代，则可能会发现，启是完全可能测算过这个《易通卦验》上的日影数据的。《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夏启有钧台之享”，笔者以为，这次测算日影的活动就可能是钧台之享的举行时间。钧台就是天文台，而只有在建政等重大事宜上才可能去测算日影数据。

童书业先生就曾经指出，钧台乃是天台，也就是最早的观象台。钧台就是天下之中的天台。我们把钧台之享和前2042年的这个科技数据结合来看，似乎可以证明夏人是有在天下之中——阳城（河南登封）建国的思维意识水的。
    有人可能觉得钧台之享在禹州的阳翟，阳翟和阳城不属于一个城市，因此学界有禹都阳城，启都阳翟的说法。笔者以为，这两者其实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清代学者洪颐煊就认为“或当日禹所都阳城本在阳翟”。两者皆在嵩山之南，相距30余里，皆可以阳城视之。

在阳城这天下之中，有什么样的吉祥可以呈现呢？《周礼·地官·大司徒》给我们谈到了地中建都的风水学考量：

“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也就是符合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原则。

《史记·刘敬列传》在讲述刘敬劝汉高祖定都长安时谈到了天下之中建都的利弊问题：

成王即位，----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納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

在天下之中，有利的是“诸侯四方納贡职，道里均矣”，而弊端在于，无险可以据守，是容易被外敌攻灭的四战之地。

笔者以为，夏禹都阳城，正是求其中，趋利避害，“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大禹的政治自信。

二、嵩山为依 无远天室

在远古神权观念之中, 某方国部落兴盛之始,神灵便会降临 他们住地附近的崇山之上，这见之于《国语·周语上》的一段记载。内史过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檮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

这些神灵活动于山巅群峰之中，反映了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存在的山岳崇拜。

《史记·夏本纪》也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连山易》说“鲧封于崇”，所以《国语》上鲧也被称呼为“崇伯鲧”

《御览》三十九引韦昭注解说“崇，嵩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

嵩山，本作崇山,其本是以山为部族祖先神的宗室。《说文》:“崇,山大而高也,从山,宗声。”但其异体甚多,《周语》有“崇伯鲧”；《诗·大雅》有“崧高维岳”一语,“崧”为从山、松声的形声字,《礼记· 孔子闲居》引之则作“嵩”。 故段玉裁谓崧、嵩二形皆为“崇的异体字”(《说文解字注》“崇”下注)。实际上“崇”是从山从宗、宗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崇山即“宗”山,亦即“冢”山。  被称作天室的嵩山, 其 “嵩” 字是 “山高” 连言的会意字, 而在 《中山经》 中, “太室” 与 “苦山”、“少室” 均称 “冢也”, 这正好与先秦文献中太室( 天室) 山称为崇( 嵩、 崧) 山相同: 崇山就是冢山, 可见其本义是夏代先祖神的宗室。也就是夏代先祖神所群居的地方。

为什么大禹要建都阳城，就是因为阳城在嵩山之南，山南为阳。有嵩山可以无远天室，得神灵庇佑，与上天便于沟通。

这种依山建国的思维，由来已久，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尚有 “山岳则配天” 的说法。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卜人为陈完卜得 “ 观” 卦, 爻变而为上乾下坤的 “否” 卦, 卜人因此预言说陈氏 “此其代陈有国乎? 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言呢? 卜人解释说:

《坤》，土也 ；《巽》，风也；《乾》 ，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 …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 …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异国乎！风行而著于土， 故曰其在异国乎! 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

卜人所得“观”卦上“巽”下“坤”,因第四爻变而为上“乾”下“坤”的“否”卦。坤代表土，巽代表风,乾代表天。但代表“天”的“乾”为什么会成为 “山” 并和大岳之后姜姓发生联系呢? 这是因为 “山岳则配天，“乾” 在 “坤” 上, 即 “天” 在 “ 土” 上, 山岳配天, 就等于说 “山” 在 “土” 上; 姜姓齐国是大岳山神之后, “风行而著于土”, 故预言陈完之后必得齐国。

“山岳则配天” 是与“天在山中”、“自地以上皆天也”相一致的。

嵩山为什么被称作 “天室”、“大室” 或直呼为 “天” 呢?古人认为 “自地以上皆天也”，故可说 “ 天在山中”；既可说雷来自天上, 也可说雷来自山上: 《易· 大壮· 象辞》 说 “ 雷在天上”, 而 《 易· 颐· 象辞》 则说 “山下有雷”, 《 诗· 召南· 殷其雷》 也说 “殷其雷, 在南山之阳…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 … 殷其雷, 在南山之下” ；一般说风云雨来自天上, “上天同云, 雨雪 ”(《诗· 信南山》) ,而人们也说风云雨来自山上,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荀子· 劝学》) , “山川出云”( 《礼记· 孔子闲居》) ,古人还认为山上有出风的 “风穴”(《说文》 “凤” 字下) 。 这些都印证了 “自地以上皆天也”。

所以古人常把高山峻岭称作 “天”。《 荀子· 儒效》 说 “至高谓之天, 至下谓之地”; 《史记· 秦始皇本记》 集解引服虔谓封禅时在山上封土祭祀是 “增天之高, 归功于天”; 这些都是把高山当作 “天” 来祭祀的。 因此, 高大的嵩山肯定是最著名的 “天”,如 《诗· 大雅· 嵩高》 谓 “嵩高为岳, 骏极于天” 。 此谓嵩岳已高达天上, 故周人把嵩山称作“天”、“天室”, 认为这个极高之处便是天神们所休憩、居住的地方，我们以为，夏人也具备这样的认识。

《史记· 封禅书》 谓 “ 太室,嵩高也” 。 甲金文中天、 大通用, 而 “太” 又是 “大” 的后起衍化字, 故 “大室” “太室” 即天室山、 嵩山。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穴处即岩处，穴在岩旁，不在地下。[4]孟子更是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人民在古代也被称呼为山民。章太炎先生系统论述过“神权时代天子居山”，因此都城作为上古时代的政治、宗教中心，自然是离不开山的。可见禹都阳城，在嵩山之下，是有慎重的政治考量的。

从现实考古而言，在以洛阳平原为中心，嵩山周围一直分布有密集的远古文化。如距今七千年的裴李岗文化，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距今四千年的河南龙山文化等，遗址遗迹更是灿若群星，如洛阳东干沟、偃师二里头，灰咀、高崖、巩义稍柴，小訾店，石羊关，禹州瓦店，北庄等等，大概有20余处，都在登封王城岗附近。这些遗址无不印证了先民依山而居的思维，建都阳城，自然是与神山毗邻相依的厚土福地。

三、阳城的太阳崇拜

   《礼记· 淄衣》引《汲冢古文》说禹都咸阳。阮元校勘记则引齐召南说阳城就是咸阳。其实这个“咸阳”，正说明了阳城的地理方位为山南水北，阳城的得名，有夏民族的太阳崇拜思维寓函其中。

《国语·周语》记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这个融，徐元浩《国语集解》认为就是祝融。而祝融是火神，为天帝的使者。所谓天帝，自然是太阳神。

古书记载，庞杂万象，如果我们认为祝融是夏人的祖先，而矛盾的是夏人的祖先鲧是被祝融所诛杀的。这似乎不能调和。我个人以为，夏人其实是太阳崇拜，而鲧属于另一个部族。

我们不妨从夏之本字来简单讨论这一问题。

学术界长期对“夏”有诸多说法，如中国之人说、昆虫说、夏牙说、夏舞说、农耕之人说、猴祖崇拜说、蝉说等等，不一而足。刘夫德先生曾精辟指出，夏即“日向北来”, “夏”字金文作日旁一鸟形。其鸟应即“俊乌” 之俊字所化。

泉护村所出器物上一鸟载日图（也就是金乌负日）应即“夏” 字的初文。《春秋考异邮》“黄帝将兴, 有黄雀----立日旁”，应即象征“夏”字。不过, 这个“黄雀”应是附会“黄帝” 而来, 实应为载日的三足乌。

我们再看禹，《夏本纪》引述《帝王世纪》记载：

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泤，胸拆而生禹。

不难理解，流星贯昴，事实就是太阳之神，禹大概是太阳之子。

禹都阳城，则明显就是太阳崇拜的“上帝之城”。我在文章《从西方宗教神学角度解读大禹时代》中论证过鲧、禹、启可能并非传统认为的真正的父子关系。

因此诛杀鲧的祝融来到嵩山，被视为夏人兴起的标志，则在于鲧的被杀，信奉太阳之神的禹掌握了权力，这是夏王朝建立的基础。

杨宝成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发掘看，王城岗遗址为东西并列，小城遗址的整体方向也是南偏东的，王城岗所发现的圆形祭祀坑，上面未发现建筑遗迹，因而不是建房的奠基遗迹，而应该是祭祀自然界的某种神灵。[5]但可惜的是，先生并没有指出祭祀的是那一种神灵，其实笔者以为这个神灵就是太阳神。太阳普照万物，为公平正义之神，也正与允执其中的核心观念一致。

长期以来，学界对河南登封说的质疑者多是从尧舜禹三者继承关系出发提出的。例如王玉哲先生说，“传说中的禹都阳城是否在河南登封，清代学者陈逢衡于其所著《竹书纪年集证》中早就提出了异议。他说尧舜皆都河东，禹不应在河南，所以他主张禹所居之阳城应当也在河东。并认为这个说法是不能忽视的。”[6]又如张国硕先生也说：“豫西说支持者人多势众，论据也较充分，但殊不知，豫西说也不是无懈可击，一方面，夏禹曾接替尧、舜任部落联盟首领，而尧舜二部落皆分布在晋南地区，且文献明载夏禹除都阳城外，又都安邑、平阳、晋阳等地，显然晋南地区也与夏族起源有一定关系。”[7]

这一疑问的产生，笔者以为是质疑者忽视了尧舜与鲧禹之间所发生的大事件，也就是大洪水。

鲧在中国神话中，其实就是怒触不周之山的共工。《淮南子》最早出现共工，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东南倾也”。童书业先生曾论证过共工就是鲧，鲧乃是共工的合音或者急音[8]，这一看法孙作云、杨宽、丁山先生也表示赞同。

鲧治水重划疆界、必然导致地势地理的改变，禹曾经在河东地区活动是完全可能的，《帝王世纪》记载：“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应该是有一定的依据，大概禹在摄政时期主要活动在山西汾、浍流域，晋南运城，大概属于他指挥治水的临时中央，

禹最终他建都于阳城，正是禹继承舜的愿望，“允执其中”，从河东跑到登封，而阳城，就是他开国立业之首都。《世本·居篇》所说“禹都咸阳，及后乃徙安邑。”应该是把顺序弄反了。

禹从晋南到登封阳城，传统说法是孟子所言的“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好像是颇为无奈的举动，其实我们以为禹避难于阳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因为阳城所具备的太阳神属下上帝之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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