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常松木

大禹治水拯救华夏民族于生存危难之中，不仅是令人崇敬的治水英雄，更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大禹建立夏朝，引领华夏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史篇。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科学创新、廉洁奉公、以民为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大禹治水的故事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神州大地留下了众多大禹治水的遗迹和纪念大禹的文物建筑。儒家、道家、墨家等也都从大禹文化中汲取大量思想智慧，大禹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当代中国，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撑和原动力。

一、大禹文化的研究范畴

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知道客观自然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思想而做事业，就是“文”，如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化”就是教化，从精神领域认知和提升人的境界。““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之谓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

据以上阐释，笔者认为大禹文化是反映有关大禹生平的一切活动以及后世人们对大禹的认知、评价、纪念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与大禹相关的历史文化积淀，实际上也是与大禹相关的一种社会价值系统。大禹文化不仅仅是大禹时期的文化，还应包括与大禹相关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具体而言，既包括与大禹相关的文化遗迹、器物，也包括与大禹相关的神话传说等文化记忆、祭祀庙会等文化空间以及民俗等非物质文化，还包括大禹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制度，当然也应包括大禹精神以及学术研究、文化艺术方面的作品。因此在总结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大禹文化可有狭义和广义两种阐释，狭义的大禹文化研究仅指对大禹生平、活动、精神的研究，广义的大禹文化研究，一方面时间段要相应拓展，可自尧、舜、鲧时期至少康时期，包括部分先夏文化和夏文化，一方面内容也应相应拓展，除其生平、活动、制度外，还应包括由此而衍生的遗迹、器物、神话、文献、祭祀、庙会、精神、文化艺术等方面。

二、大禹文化的基本特征

大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具有以下明显特性。

    1、厚重性。大禹文化内容瞻富，积淀深厚，主要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大的方面。物质的大禹文化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又可分为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方面。自然的大禹文化主要是指大禹治水遗迹，如大禹凿九山，疏九河，披九泽，通九道之山、河、泽以及其门、阙、关、峡等。具体而言，“山”有甘肃的积石山，山西的吕梁山、龙门山，河南的熊耳山、嵩山、大伾山，安徽的涂山、荆山，陕西的蟠左为山冢山、华山，湖北的龟山、蛇山，湖南的衡山，江西的庐山，浙江的会稽山、夏盖山，江苏羽山等；“河”有黄河、长江、淮河、济水及其支流伊洛河、大汶河、徒骇河、汉水、岷江、湔江、颍水、了溪等；“门”有山西的孟门、龙门，重庆的夔门、河南的伊阙即洛阳龙门等；“峡”有宁夏的青铜峡、河南的三门峡、重庆的瞿塘峡及巫峡、湖北的西陵峡等，“关”有河南的轘辕关、阳城关、黑石关，江苏的云梯关等。这些地方大多景色优美，多已开辟为风景区。

人文的大禹文化主要是与大禹有关的文化遗址和纪念大禹的建筑、雕塑、壁画、碑刻、牌坊等，文化遗址即指考古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安徽蚌埠禹墟遗址等，纪念性遗迹主要是庙宇宫观，如绍兴禹庙、登封禹王庙、洛宁禹王庙、浚县禹王庙、韩城周原大禹庙、北川禹王庙、河津禹王庙、宁阳禹王庙、章丘禹王庙、苏州西山禹王庙、合江禹王庙，重庆禹王宫、成都洛带禹王宫、武汉禹稷行宫、蚌埠涂山禹王宫、南江禹王宫、台南盐行禹王宫、威海禹王宫，其他还有开封禹王台、桐柏淮祠、禹城禹王亭、登封启母庙和少姨庙、巩义启母少姨庙、禹州二妃庙和拉王庙、偃师少姨庙行宫、禹州锁蛟井、武汉禹功矶等，题刻、碑刻主要有北川“石纽”、“禹穴”题刻，登封“神禹大篆”题刻，卢氏“神禹导洛处”题刻，浚县“禹贡名山”题刻以及北川誓水柱、衡山岣嵝碑、汝州夏禹出令帖、登封启母庙碑和少姨庙碑等。

非物质的大禹文化可分为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有大禹神话传说、庙会、祭祀以及民风民俗等。大禹神话传说主要有几个集中分布的区域，如四川岷山、河南嵩洛、山西吕梁、桐柏淮源、安徽蚌埠、山东大汶河流域、浙江绍兴等，分别有大禹降生、治水、婚姻、会盟、立国、埋葬等方面的神话传说，这些武汉大禹神话园以雕塑的形式充分予以展示。庙会则以北川禹王庙、登封北五里庙、蚌埠涂山禹王宫、重庆禹王宫庙会、绍兴禹庙影响为大，每逢庙会，北川的羌族舞蹈，登封的舞龙、旱船、猩猩怪、独脚舞，涂山的花鼓灯等民间文艺活动都精彩纷呈，给予人们以极大的精神享受。世代流传的祭祀大禹活动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当属绍兴的公祭大禹陵典礼，其次四川北川、河南登封、安徽涂山、陕西韩城、重庆禹王宫的祭禹活动也有声有色。近年来，河南登封、山西河津还分别举办了中国大禹文化之乡艺术节和大禹文化节，也引起了极大反响，日本大禹文化学者还组成禹王圣迹巡访团到登封考察大禹文化。

2、根源性。大禹文化根深叶茂，既是华夏文明之源，也是民族精神之根。大禹治水地平天成，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使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使人类从蒙昧阶段走向了文明阶段。国家、文字、城市、青铜器、宗教礼仪是文明诞生的几大标志。《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文明）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利、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化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 大禹治水时划天下为九州，制订五服而贡的贡赋制度，立国后又设置金、木、水、火、土、谷六府和车、庖、牧三正，并开始尝试建立司法制度，“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意即自己做个坏事而窃取他人的美名，贪得无厌、败坏官纪，肆无忌惮地杀人，这三种罪都要处以死刑。④以上这些说明大禹时期国家已基本形成。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的。大禹时期，应有简单、原始的文字，商代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体系，它不可能突如其来，一定有一个演进过程。近世陆续出土的一些属于仰韶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的陶器上的图形、符号、记号，有许多就同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极其相似，说明它们之间的发展关系是一脉相承的。郭沫若称半坡陶器上的刻划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⑤，而在我国东部大汶口文化和良诸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陶器符号，而且都能够依照古文字规律释读。 20世纪70年代，在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出土有带“公”字符号等的陶片，因此有专家认为这些龙山文化晚期陶器上发现的符号，是中国真正的最早的文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省胶济线西段的邹平、桓台、淄博、青州、寿光和昌乐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经常出土阴线刻画文字的骨头、滑石器、陶器和陶片等，其中以刻字骨头为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昌乐骨刻文”。1992年岁末，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山东省文物局也宣布在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的文字。这些都说明大禹时期已经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

   恩格斯把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之一。《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越绝书》言：“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这说明，至少在大禹时期已出现了青铜器。有考古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铜器是1973年在陕西省临潼县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的一个黄铜片，经碳十四测定距今5970年，其主要成份为铜锌合金。1980年11月4日，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四期灰坑H617出土了青铜器鬲（上有规字）的残片，经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系含锡约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青铜制品。龙山文化时期，郑州牛砦遗址出土了熔化铅青铜的残炉壁，郑州董砦出土了方形小铜片，安阳后岗发现了铜炼渣，临汝煤山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⑥这些都说明，大禹所生活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炼铜技术。

城市也是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考古发掘也表明，大禹所在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城池，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辉县孟庄古城等，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古城、阳谷景阳岗古城、茌平教坊铺古城、邹平丁公古城等。实际上城的出现应该更早，张学海先生指出：“目前，我国最早阶段的城，是四座第六千年期的城，即湘北澧县大溪屈家岭文化城、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鲁中南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鲁西阳谷县大汶口、龙山文化城。”⑦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竹书纪年》载：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周礼·春官·肆师》载:“立大祭用玉帛牲牷。”这些说明大禹所在的龙山文化时期亦出现了宗教祭祀礼仪， 而这也为考古发掘成果所证明。禹墟发掘中就发现了大型祭祀活动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一部分，在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对称分布的祭祀遗址群，考古专家通过对其形状、结构和包含物的分析后认为，它们都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可能为中国古代“左祖右社”建筑格局之滥觞。而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亦发现了祭祀所用的礼器玉琮、白陶，瓦店遗址和王城岗遗址还发现了祭祀或奠基所用的人牲。

3、正统性。大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正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河洛文化等的源头。大禹因其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丰功伟绩和公而忘私的民本济世情怀被儒家推崇为圣贤，作为儒家道统的正宗和核心，受到了推崇和敬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⑧这里孟子把大禹与周公、孔子并列而称为圣人。大禹的民本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之源泉，其“五音听治”是儒家以礼乐修身、治国的滥觞；大禹的善政思想是儒家仁政思想的源头，其严于自律精神开启了儒家的“内圣”思想，大禹“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思想无疑开启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先河。大禹精神浸入了儒家思想的血脉，成为儒家思想的源头和核心。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大禹在当时人们和后世道士眼中，不仅是一位带领人们治水的部落酋长，还是一位威望很高的巫师。大禹因治水成功，被民众奉为山川神主。《尚书·吕刑》载：“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国语·鲁语》云：“山川之灵，是以纲纪天下者，其守为神。”韦昭注：“山川之守，主为山川设者也。是以纪纲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正因为大禹被奉为山川神主，同时兼具巫师身份的他也被后世道士和巫师尊奉为祖师。后世道教还尊奉大禹为三官之一的水官，而禹步是道士做法时的重要法术，禹碑则可能是道教符录的的源头，因此道教也和大禹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三代圣王中，墨家对大禹最为推崇，并把大禹、后稷、皋陶并称“三后”。大禹治水时不辞劳苦,亲力亲为,这深为墨家所崇尚，“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 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⑨墨家思想主要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个方面，而这些思想都能追溯到大禹，与大禹思想一脉相承。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文化，“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源头”。⑩《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河图”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大禹受龟纹图案的启发，对洛书进行了阐释，并依照洛书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就是《尚书》中的《洪范》，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治国纲领性文献。

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墨家文化、河洛文化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都与大禹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大禹文化的正统性。

4、先进性。大禹文化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大禹精神上。大禹精神主要包括顾全大局、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积极探索、勇于改新的创新精神，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为政清廉、卑宫菲食的廉俭精神，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自律精神，严明法度、公正执法的法治精神，雅好善言、闻善则拜的虚心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知人善任、尚贤使能的人本精神，精一惟微、允执厥中的中道精神，移孝作忠、无微不至的大爱精神，民族融合、九州一家的团结精神。⑾

    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大禹精神是大禹及其古代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过程中的道德沉淀，其实质是中华民族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和勤劳智慧的一个缩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大禹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被历代人民继承发扬，并不断丰富深化，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亘古不绝的内在动力。如果说，黄帝是我们中国人的血脉之根，那么大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

5、包容性。大禹不仅是华夏民族的先祖，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祖先，羌族知识精英强调羌族为大禹之后，大禹治水文化为古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羌族简史》分册和民族出版社的民族知识丛书《羌族》分册，都认为大禹是羌人。费孝通先生把羌族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而接受羌族“输血”的民族包括汉族、藏族、彝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景颇族、拉祜族、普米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等。还有资料表明根据DNA－Ｙ染色体检测，侗族、仫佬族、黎族、布依族、水族、壮族、匈奴、高山族皆是夏朝灭亡外逃王室后代。土家族则是夏朝灭亡被俘皇室后代，春秋时越国国王是大禹玄孙少康的后代，畲族是越国南逃皇室后代。匈奴王室是夏朝皇帝季杼、淳维的后代，鄂温克族、锡伯族、满族、达斡尔族等是匈奴族的后代，而蒙古王室是匈奴王室的后代，部分蒙古族特别是成吉思汗家族，亦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⑿岷江上游羌人非常崇拜大禹，禹生石纽的传说反映出其深远的大禹信仰，布依族“六月六”节亦来源于古代传说六月六日为大禹生辰和于是日祭祀禹的风俗。各民族、各地区所流传的大禹神话传说，也可佐证大禹文化的包容性。

6、辐射性。大禹文化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辐射到了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大禹在日本被当作是治水之神而备受尊敬，开成町的乡土史研究家们通过执着的探访，探明了仅在关东以西的10条河川附近，就有18处祭祀禹王的纪念碑或者是神社，而这些神社又名文命宫，供奉的神灵就是夏禹王。日本民俗文化探索者大协良夫与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植村善博合著的《探访治水之神--禹王》中详述了迄今在日本发现的63处禹王相关遗存、遗迹。

大禹文化在朝鲜也有一定影响力，以至有韩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申采浩在《朝鲜上古史》(1923年左右)中说的“檀君的太子夫娄传给中国禹王治水的神书”这一惊天之语。韩国语文教育委员会理事朴光敏还煞有其事地认为申采浩的这个观点是来自《吴越春秋》。但这从一定程度上为大禹的影响辐射至朝鲜提供了反面论证。

三、大禹文化的现代价值

大禹治水，万世永赖；禹王明德，千秋称颂。因为大禹治水、立国的丰功伟绩，其经过的地方被称为禹迹，“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中国被称为禹域、禹甸，“春色无边称禹甸，世风有道胜尧天”，这副对联就是很好的说明。清乾隆皇帝《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诗：“功垂万古德万古，为鱼谁弗钦仰视。”在华夏文明史上，大禹被尊为“民族之魂”、“万众师表”，不仅是因其治水取得了成攻，更重要的是其精神文化的深远影响。大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宣传和传承大禹文化，可以激发华夏儿女的自豪感，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还可以自觉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立国始祖，完全可以成为连结世界华夏儿女的感情纽带。狐死首丘，叶落归根，情急呼父母，痛急呼天地，因此，宣传、传承大禹文化，不仅可以强化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还可以获得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感，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在我国横冲直撞，大行其道，致使人们既信仰多元化又信仰缺失，说洋话，吃西餐，过洋节，信洋教，西方拜金主义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严重影响了文化的生态平衡，恶化了我们的文化环境。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大禹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禹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只要广泛普及、宣传，应可堪当大任。

2、瞻仰禹迹可以激发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热爱家乡的根本意识。各禹迹地皆拥有大量旅游资源，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是旅游的生命，开发旅游资源时如果恰切地融入大禹文化元素，人们即可在感受优美、秀丽的自然景观和璀燦多彩的人文景观时，在体验各地的民俗民风时，在聆听大禹治水、立国、执政的传说中，体认大禹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品格，感悟大禹的精神，陶冶自己的情操，净化自己的灵魂。

3、挖掘与大禹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传承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与大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大禹神话传说、传统庙会节庆、祭祀礼仪等，既是我们的文化根脉，也反映了历史，映照着现实，其蕴涵的深刻的文化以及大禹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律廉俭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品格，具有强大的道德教化作用。千百年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以祭祀大禹为例，祭典的制度和礼仪，包括祭品、祭器、祭乐、祭舞和祭文等等，灿如星汉，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信息。同时，祭禹活动又是传承大禹明德、弘扬大禹精神的重要举措。因此，充分挖掘与大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实现文化创新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4、弘扬大禹精神可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禹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内核。大禹忧国忧民、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胼手胝足、劳身焦思的奋斗精神，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造井示民、严明法纪的法治精神等，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崇高精神。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倡导的“八荣八耻”，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要求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可以说都与大禹精神一脉相承。

现在，相当一部分人一切向“前”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家国意识淡漠，信仰缺失，信奉邪教，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无视诚信，见利忘义，这已成为社会的毒瘤。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弘扬大禹精神可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可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2006年3月2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公祭大禹陵的贺信中说：“大禹以其疏导洪患的卓越功勋而赢得后世敬仰，其人其事其精神，展示了浙江的文化魅力，是浙江精神的重要渊源。公祭大禹陵对于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都是有益的。”⒀不唯浙江，实际上这句话是放之中华而皆准的。

    5、大禹以民为本的的崇高精神，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价值。《尚书•皋陶谟》中，大禹说：“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意思是说，使人民安宁，让人民得到实惠，人民就会永远怀念执政者。《尚书•大禹谟》中，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维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意思是说，德治就是美好的政治，德政就是对人民仁爱体恤，使人民生活得好。《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审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苦，螭魅魍魉，莫能逢之。”大禹在九鼎上铭刻万国所可见的恶毒生物和鬼神精怪的图像，使人民有所防备。《五子之歌》中载有大禹的遗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禹这种“敬民、养民、安民、教民”的思想在是后世也得到了传承和延续。周公主张“敬德保民”⒁

，孔子主张：“修己以安民”⒂。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⒃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等思想，与大禹的民本思想也一脉相承。学习大禹的民本精神，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唯其如此，我们党才能永葆青春。

    6、大禹尊重科学、改堵为疏的创新精神对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有强烈的借鉴意义。大禹继父职治水，注重调查研究，按客观规律办事对父亲鲧的治水方略进行改革创新。《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说，大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至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络，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数量，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大禹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实地勘测之后，制定了科学的治水方略。《孟子•离娄》中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即大禹治水，是顺其自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2003年7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立足实际，科学分析，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实现中国梦，从而屹立于世界东方。

 7、大禹的勤劳、节俭精神是今天进行艰苦奋斗、俭省节约的最好教材。《韩非子•五蠹》说：“禹之王天下，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意思是说，大禹治水累得大腿不长肉，小腿不长毛，就是犯人和奴隶服劳役也不过如此。而“克勤克俭”这一成语即出自大禹，《尚书•大禹谟》记载帝舜对大禹的评价：“洚水敬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论语•泰伯》中，孔子赞扬大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也”。大禹的薄葬观被后世传为佳话：“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陷，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⒄大禹的勤劳、节俭精神堪为古今典范，如今，我们虽然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然而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传统仍然不能摒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

 8、学习大禹的廉洁奉公、严于自律精神是对领导干部最好的预防和警示教育。大禹执政后，九州所贡之金年年积多，大禹并未据为己有，而是铸成九鼎，为民兴利。《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大禹从酒的美味中预感到酒有危害性，担心后世出现以酒误国者，他自觉戒酒，下达了中国第一道戒酒令，并疏远了善于酿酒的仪狄。《史记•夏本记》中说大禹“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纲为纪。”这是说大禹以身作则，严于律已，纲纪严明。大禹对民众的教育很重视，见到犯罪之人能作反躬自责，《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见缚人，禹抚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斯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德，民不罹辜。天下无道，罪及善人……吾为帝统治水土，调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证也，故哭之悲耳。”对于犯罪的人，大禹首先检讨的是自己的德行不够，对他们教化不力，责任在自身。如今，“下车泣罪”已经成为一个成语而深入人心。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摒弃“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思想，要严于自律，廉洁奉公。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日前，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而大力宣传大禹廉洁、自律的精神，对于领导干部廉洁奉公、拒腐防变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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