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文传统与古国兴衰

葛英会

一

华夏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约在距今5500—4300年前，古代东方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已进入到文明初现、早期国家开始形成的历史阶段。国内考古学界多年来通力合作，通过对我国初史阶段聚落形态的全方位考察与比较研究，把这阶段定义为“古国”或“邦国”林立的时期，并以此一时期与传统史学所谓的五帝时期大致相当。而在这个时期的末叶，即距今4500年前后，一些地区的古国或邦国，已率先进入到中国古史的“王国”阶段，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全新时代。

在有关华夏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学术界多是用“多元一体”来概括这一历史进程的。但是，华夏文明到底是经由怎样的途径由多元而融为一体的，却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见解。简言之，即由“满天星斗”般古国文明到逐渐趋同化异的王国文明之间，究竟是以辐凑的形式由周邻古国向中原地区汇聚融合而成，还是以辐射的形式由中原古国向周邻扩张，伴以交互影响、共同构筑而成，是大家关注、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大家知道，学术界的上述分歧，是伴随中原与周邻各地区古国时期的聚落考古研究逐步形成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城邑、坛庙冢规模与功能的研判，出土遗物在器类、材质、数量、制作工艺与社会意义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如以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后者缺乏可与前者相匹敌的坛庙冢和成套玉礼器，过去大家多认为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上，后者要落后于前者。而前者约在距今5000年以前，已率先进入到古国阶段。再如古国阶段后期峙立南北的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古国，前者地处长江下游，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后者地处黄河中游，有发达的粟作农业。两地古国都构筑有超大型上古都邑与环围布列的聚落群体。都邑内外有序分布着功能不同的大型建筑与随葬有精美器物的贵族墓地。学术界在对两处古国文化作对比研究时，虽然都把陶寺文化看作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古国文明，却因良渚文化数量众多的玉质礼器的涌现，似乎也显得相形见绌，大为逊色。因此，良渚文化就成为大家公认的古国文化的璀灿明珠。

二

但是，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两个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这就是：1、五千年薪火相传的华夏文明的主要根脉究竟在哪里？2、中道殒落的古国明珠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其在华夏文明进程是否具有引领意义？这些关系到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路径的问题，是必须认真面对并认真回答的。笔者关注到，近年来在有关文明探源的论谈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已经多次就上述问题进行思辩与解析，运用现代考古学资料与文献学口述史资料的交互印证，刻意透过考古学物质文化的表象去挖掘华夏文明的人文传统与思想内涵。他在《黄帝时代：从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文（见刘五一主编《具茨山与中华文明》）中，在全面对比黄帝时代（指五帝时期，即古国阶段）中原与周邻的考古资料后，李先生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历程作出了以下表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为代表的这个文化系统，过去在考古学界都认为是比较落后的……后来我们考虑，觉得这可能不是落后的表现，而恰恰是它所走道路不同的表现。”相对红山与良渚文化大量的美不胜收的成套玉礼器，他指出中原走的是考虑到国家永续发展，不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的“比较简约的，不那么太铺张浪费”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恰恰是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李先生联系红山与良渚两支古国文明先后殒落的史事，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二里头、夏、商、周一代一代接着延续下来了……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没有间断”，“因此它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文化，只不过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把周围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因素逐步地吸收进来，融合进来，越来越壮大，后来才会有我们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范围之内的华夏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笔者完全赞同李先生对“多元一体”华夏文明演进路径的阐释，因为这个阐释真实客观地勾勒出中华文明的成长过程。

李先生认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周邻红山、良渚等地方文化选择不同发展道路，是因思想信仰不同造成的。红山、良渚文化坛庙冢设施铺张靡费，根源在于膨胀的自然神崇拜；中原地区墓冢设施较为简约，是基于比较淡薄的祖先崇拜。我们理解，中原地区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选择相对简约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在于其比较淡薄的祖先崇拜，而在于其本身就是包括享祀祖先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回望以往有关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的研究，主要是依据考古所获实物资料进行的，而于早期典籍的传说即口述史资料则重视不足。借助前者，我们只能透过物质的表象推论其思想内涵，后者则以文字形式，直接追述了古国阶段的社会状况以至于思想理念。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两类资料都不可偏废，都要着力开掘与考察。

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节俭、反对奢靡的民族。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敬世格言所说：“历览天下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无疑是古今不变的至理名言。这里所说的俭与奢，不是指芝麻绿豆的小事，而是关系家国成败、民族兴亡的大道理，在古代礼制中也是重要的观念性问题。《论语•八佾》记鲁人林放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宁俭。”孔子讲，林放问的是关于礼制的大事，礼的本义是无论做什么都要适当得体，与其过于奢华，宁可节俭质朴。

我们讲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是讲华夏文明是以礼制维系的文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提倡俭以养德，德以裕民。反对奢靡昏德，民墜塗炭。这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尽管史中因奢靡淫逸而误国者不乏其例，但尚俭崇德的人文精神是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之中的。

《尚书•夏书》有《五子之歌》，记夏启立国不久，子大康盘游无度，逸豫灭德而失其邦国，太康昆弟五人遂作歌述大禹之戒：“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大禹告诫后嗣的话，大意是说贪好女色，耽于田游，沉湎美酒与迷迷之音、耗费民财营造华丽宫室的，没有不招至灭亡的。《商书•伊训》述成汤既没，太甲即位，伊尹以烈祖（成汤）之成德训诫太甲不可沾染三风（巫风、淫风、乱风）、十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等劣俗陋习，谓：“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华夏优秀人文传统的延续，不仅在于德教昌明、民风淳厚，同时也有赖于历代忠诤死谏之士不畏淫威，敢于植有礼，覆昏暴，为民请命。《书》载商中兴之王高宗武丁，因其庙祭靡费，享献祢庙牺牲、粢盛过于丰厚，遂有太子孝己，辅相傅说严词反对，指斥武丁违离先王成宪，训诫他不可“黩于祭祀”（《商书•说命》），“典祀无丰于昵”（《商书•高宗彤日》）。告诫武丁应慎敬民事，典祀要恪守常法，享献牺牲、粢盛、尊彝、俎豆等不得靡费。至殷商末世，纣王，黩武、黩祀，酒池肉林作长夜之饮，奢靡淫逸之风大盛。于是，有微子数谏，箕子佯狂，比干以死抗争，百姓怨，诸侯叛，前徒倒戈，天下群起而攻之，最终被倡行德政的周武王所灭。于此可见优秀文化传统在文明进程中的无穷力量。

就已知的古国阶段的考古资料来看，如红山与良渚文化遗存的大型祭坛、神庙，成排布列的石构或土墩式贵族墓葬，牛河梁神庙个体硕大的女神塑像，良渚大墓的数十乃至上百件玉礼器，虽不能断言它是巫风泛滥并造成古国倾覆，但联系颛顼曾在中原推行“绝地天通”即禁绝神权干预王权的宗教改革，似乎也存在着相当的可能性。在同一时期的中原古国，大型的贵族墓葬数量既少，随葬物在材质、数量、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以灵宝西坡与襄汾陶寺大墓为代表的墓葬资料，或许正体现了比较简约而不铺张的人文精神。

四

中华优秀文化的延续，是以礼制精神为依归的。诚如孔夫子所说：“周监于二代”（《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为政》）故《礼记•礼器》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我们相信，战国秦汉集结成书的三礼，此前各代之间虽然会有所损溢，但其基本的礼制精神均有其悠远的历史渊源。

大家知道，古代中国的祭祀活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郊祀天地，一是庙祭先祖。据经典文献所述，郊祀的核心理念叫“报本反始”，庙祭的基本精神称“慎终追远”。

《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安国所作传文有这样的解说：“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矣。”大义是讲父母寿终，丧礼谨慎，尽其哀痛之情，就是“慎终”；亲葬日远，感念追享，尽其敬诚之意，就是“追远”。居上位者能作到这两点，民之德教风化就会归于淳厚。

“报本反始”，语出《礼记•郊特牲》，说：“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所以报本反始也。”这里讲，天体垂象，取法于天，先民由此知晓四时与耕作季侯。地载万物，取材于地，官民于是取为养生之本。所以以敬诚之心尊天亲地，以报天地恩德。这即是古人所说的“报本”。《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抔（pāo）饮、蒉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故“养生送死，以事鬼神，皆从其朔。”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反始”。报本反始的中心思想是教诫人们，祭祀天地鬼神，要尊天敬地，感念其养育之恩。而不是厚葬黩祀，追求奢华。《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这应该就是古代祭礼的基本理念。

正是基于“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礼制精神，质朴简约，回归初始就成为古代祭礼提倡的理想作法。在《礼记》一书的相关篇章中，可以找到不少具体记述。

有关郊礼天地的场所的选择，《礼运》篇说：“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郊特牲》说：“扫地（即除地为坛）而祭，于其质也。”讲丘陵、川泽，大地就是郊祀天地的天然而又理想的场所。

古代祭礼用酒，以清水为上品，称为“玄酒”。《礼运》说：“玄酒以祭”，《礼器》说：“醴酒之用，玄酒之尚。”讲醴酒与酒之美者，而祭祀陈尊（酒器），以玄酒列于上位，醴酒设在下位。这种以玄酒为尊的作法所传达的就是反本修古之义。

《礼记•礼器》述祭祀用牲，说：“牲不及肥大，荐不多美品。”“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余。”古代祭礼享献用特（或牛、或羊、或豚，一只为特），故郊祀天地，礼称《郊特牲》；享祭先祖，礼称《特牲馈食》。

《礼记•礼器》述祭礼要“合乎天道，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礼义》记祭礼要节制有度：“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即做到不数不疏，敬而不忘就符合礼的本义了。

祭祀天地鬼神，追溯人类自身繁衍生息的根本，以敬诚之心感念天地与先祖的养育之恩，是中华人文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天，殽（义为法）于地，列于鬼神……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古之主民事者，在祭祀问题上，是简约修古以致敬诚之心，还是耗费民财奢靡事神，可视为其行为取向是否文明的分水岭。我们认为，从这种视角去考察五帝时期古国文明的演进历程，其结论似乎更加合理。

以上我们依据《尚书》与《礼记》的相关记述，对古代祭礼的理念与制度进行了一番讨论，资料的选择不能面面俱到，内容理解可能存在失误，但我们相信，以考古资料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反过来以文献资料去除考古资料的局限，可以使我们对古国兴衰以及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认识更加深入。

五

中华文明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的文明体系，讨论中华古国文明的演进历程，其时的农业文化应是中心议题。多种文献浓墨重彩的大禹治水的故事，无疑是五帝时期末叶关于农业文化的不朽剧目。这个家喻户晓的中外称为大禹治水的故事，它不是大禹个人史诗般英雄人物的独角戏，故事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平治水土本身。因此，各种文献对大禹治水的功绩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将其平治水土的功业称作“平天下”（《荀子•成相篇》）、使“诸夏艾安”（《史记•河渠书》）、“定千八百国”（《淮南子•修务训》）。可见，其时的治水工程，是关系到“诸夏”乃至一些周邻古国的大事业。可以设想，禹所以能“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成就这项伟大事业，绝非是单凭一己的谋略或一邦一国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因而，能否号令以及如何号令诸夏或更多古国官民参与治水、协同治水，才是治水能否成功的关键。当然，要做到号令古国官民，协力同心，共图大业，则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办到的，也不是强征民力能凑效的。而治理者率先垂范，以德御民，就成为无可替代的法宝。禹能够治水成功，即在于他是这样的治事者。《史记•河渠书》引《夏书》说：“禹抑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淮南子•修务训》说：“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荀子•成相篇》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疏三江五湖，注之海，以利黔首。”大禹能有如此作为，其根本还在其自身修为。《虞书•皋陶谟》这样评说禹的品格：“慎厥身，修思永。”“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虞书•大禹谟》自述其为政的根本在尚德，在为民，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十年前，保利博物馆购藏的西周中期遂公盨，铭文追述大禹平治水患并导民以德的史事，证明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的故事，并非仅仅是神话传说。治水故事所传达的人文精神，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人文传统是一致的。这种人文传统就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