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观发展探讨

中国史观发展概况：中国古代产生文字开始纪事，不仅是文化的开端，也是历史学的开端，历史学有史观，文字最早是掌握在贵族的司书和天官等祭司、太史手中，主要记录天地星辰的变化和祭祀内容，逐步扩展到记述统治阶级生活，尤其是君王言行，天官祭祀是掌握神权，即使君王都要尊崇，所以中国早期的太史具有自主性，不受君王干预，由于祭祀天地的严肃，记录星辰运行的准确要求，记述历史事件也遵循准确传统，中国传统史观追求的仅是真实地记录事实。史官在古代记述历史是起监督作用，不是歌功颂德，太史在周朝已经具有监督君王的地位，史佚在周成王戏称封弟弟时，就要求真实册封，提出君无戏言的准则，到孔子作春秋乱臣惧，历史起到了监督统治阶级的作用。秦朝统一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也没有重视史官，太史地位下降到太史令，简单焚毁六国史书，结果自身历史记录也很多没能保存下来。汉朝司马迁父子对史学和史观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历史记载从早期的仅仅准确纪事，向成为文化科学发展，司马迁不仅把中国古代有史以来的历史做了系统记载，而且确立了史学体制和史书体裁，尤其是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史观，历史学从简单纪事变成研究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司马迁时代仍是太史相对统治者有自主权的时期，仍能遵循自主修史的传统，真实客观记载没有虚美和掩恶。东汉产生了断代史，也是史官和太史分开，单独成为皇家御用文人时期，班固专门在兰台为皇家修史，这时期不仅是贬低史官，也是贬低太史的时期，太史天官的神权已经被皇家垄断，太史令地位下降，神权已经蜕变成皇家图谶学，再加上断代史为本朝歌功颂德的结果，也造成史观的蜕化，历史书真实性首次被动摇。三国乱世不仅让汉民族几乎灭绝，也让中国史学几乎断绝，蜀汉废史官，曹魏末期才修史，东吴史官被杀，到晋朝统一完成后史学才有所恢复，陈寿写成三国志，晋朝首次成立专门修史的秘书省和著作省，极大提升了史学地位，不仅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也保留恢复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资料，产生了陈寿、习凿齿、司马彪、孙盛等众多的历史学家，是史学和史观恢复发展时期，最高成就是习凿齿提出的以统一为中华正统的进步史观。南北朝时分裂史观再次抬头，各自称正统，把割据作为正统的错误史观再次蔓延。隋朝建立后也没有重视研究历史，几乎没有史学著作。唐朝建立后，对历史学重视提高，由宰相负责监督修史，也完成了很多历史著作，但基本以断代史为主，仅李延寿发展了通史，但也是以南北分据成书。唐朝对习凿齿的以统一为正统的进步史观有所继承，以唐朝继承晋朝，为晋朝修史，把隋朝列入北史，但仅是唐太宗时期继承晋朝统一，中后期继承割据，史观倒退也是导致唐朝分裂藩镇割据的原因之一。五代乱世史学没有发展，仍是沿袭断代史和割据史观，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作用在加强。宋朝是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史学上有司马光的通史创新，把通史重新提升到历史学核心地位，在史观上也首次把生民休戚和统一的地位进一步增强，摒弃旧史观把异族当禽兽的落后观点，重视民主和民族平等，对中国古代史观的进步发展有重要贡献。但宋朝对司马光的进步史观没有推广，甚至资治通鉴都几乎销毁，和苏程秦黄等人的文学都作为元祐学术禁止，宋朝也没能继承司马光推崇的统一爱民理想，汉族统治阶级没能成为中国统一的领导力量，这是汉族的悲剧。元朝建立统一的过程，司马光的历史学和史观发挥重要作用，蒙古族不仅统治阶级学习资治通鉴，甚至翻译让各民族都学。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和汉族统治阶级也重视学习司马光的历史学和史观。清朝建立后康熙乾隆也是学习司马光历史学和史观的主要倡导者，元明清的史观发展情况都是初期重视学习司马光统一爱民的史观，后期就陷入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专制落后的割据史观成为主导，只是推崇帝王将相，忽视统一和民生，国家陷入腐败落后境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进步力量重视学习司马光的进步史观，林则徐、曾胡左李等和毛主席都是学习司马光著作非常积极认真，同时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史观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传入中国，对旧中国的落后割据史观和帝王将相的唯心史观冲击很大，资本主义重视民生和人权的民主史观，社会主义重视人民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基本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主导，与这些现代史观很相似的两司马著作也重新成为研究重点。亡国必先亡史，中国几千年延续不绝和重视历史和史观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