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承接传说和历史的朝代，华夏首个时代大变局

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华夏先祖自远古洪荒一路走来，到尧舜禹的时代终于迎来了一次大变革。炎黄二帝以及他们之后的几位重要帝王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可谓中华文明的王政时代，作为部落联盟中枢的城邦从小发展到中等，再发展到一个很大的城市。宗族或部落的首领渐渐异化为国家的领袖，变质为帝王，夏、商、周承接延续。

打开百度App，看更多图片

夏人族群最早的领袖是大禹，而禹是在尧舜时期继承父亲遗志率领民众治理水患的。同时也正是从大禹开始，华夏进入了“传子不传贤”的时期。按照孟子的说法，这是天命选择，因为大禹的儿子启就是当时最大的贤人，大家办事情无需去找外人，直接找启就可以了。所以大禹想要将权力交给贤人，启自然也就成为合法的即位者。孟子的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牵强。

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虞夏之际，华夏大地发生了一次社会大变革。自炎黄以降的600多年里，诸夏部族大体仍然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模式下必定是需要建立一套部落首领共治和能者居其位的权力运行原则和继承原则。在此期间当然会有一些实力强大的部落能够延续几代“诸夏共主”的地位，但大体的模式不会改变，直到大洪水的再次泛滥。

洪水的泛滥给了有崇氏、防风氏等善于治理水患的部落一次绝好的机会，这些部落的首领可以借助治理洪水的旗号加强和联络各地不同的部族，积蓄自己的力量。相较于偏距东南的防风氏，有崇氏在首领鲧的率领下名望更为明显。等到大禹继位之后，又在会稽会盟后诛杀防风氏，有崇氏部落的势力也就更加强大了。后来大禹将氏族改名为夏后氏，当夏启继位之时，周边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阻挡夏后氏扩张的脚步了。

当夏启掌权之后，中国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夏王朝时代，前后500年左右。紧随其后的商王朝同样维持了500年左右，后面的西周却只有270多年。不过如果加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周朝前后长达800年之久。夏启时期，中原已经逐渐从过去的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形态，拥有可强大的政权、强大的军队，以及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社会发展水平，改变了过去小族依附大族的态势，开始向周边不愿臣服的人群发起挑战。

据《尚书·虞夏书》记载，夏启继位后不久就开始征讨有扈氏，并发布了《甘誓》。“甘”是夏启集结军队的地名，而“誓”则是军前誓词。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有扈氏位于山西，但部分现代学者经过研究翻译《尚书》后认为，“有扈”很有可能就是“有崮”，即现在的山东一带。而山东丘陵自炎黄直至殷商时期，一直都是东夷族群的所在地，大汶口文化之所，浪漫洒落、崇尚经商、信仰鸟类。换言之，《甘誓》很有可能不仅仅是传统解释中夏启为了巩固地位而进行的一场平叛之战，更可能是一次中枢对外的讨伐战争。战争性质的变化源于社会背景的变动。

在《甘誓》篇中明确提到“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乃召六卿”，表示有扈氏蔑视神明，夏人替天行道，“天用剿绝其命”，十分残酷。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夏启的继位不仅告别了过去部落贵族共治的统治模式，同时夏朝也是以国家的形态对外扩张，扩大自己的范围。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殷商，直至西周初年分封制后，才结束。

不过夏朝，或者说是大禹、夏启的夏后氏部落的实力在此时并未完全处于碾压式地位，或者说是夏朝只取得了以河洛为核心的华夏族群部落的紧密支持，东方的东夷族群并未完全融合其中，空隙依然存在。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文明承自上古仰韶文化，而山东丘陵的东夷族群文明却几乎都源于大汶口文化，双方曾各自蓬勃发展并相互交融，终于在此时发生了碰撞。夏启对有扈氏和其他东夷族群的征服取得了成功，但并未完全抹平两者之间的差别。

太康失国发生在夏朝初期，太康之后又将权力传给了儿子仲康，之后有传给了相，并最终传位到了相之子少康手里。这段时期，夏启的后人并未掌握天下权柄，手中的权力也不过是宗族部落世袭的首领，而非诸夏共主。当时真正的诸夏共主是从太康手中抢走权位的后羿。后羿是有穷氏首领，和有扈氏一样同属东夷族群，有穷氏对天下的治理依旧延续过去的老路，并不如夏朝稳固，所以很快就被自己的义子寒浞推翻。后来少康打败了寒浞，重新获取了诸夏共主的地位，史称“少康中兴”。夏朝与东夷族群的斗争一直贯穿始终，直至夏朝灭亡前夕，夏桀依然在征战东夷，而最终覆灭夏朝的正是东夷族群的商部落。

夏朝最终也未能将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东西两大族群融合为一体，但却给后继王朝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统治运行体系，以国家的全新形态开疆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