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岗龙山文化大城 ——“禹都阳城”的所在地

李伯谦

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河南登封告成镇八方村王城岗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1954年被发现。1975年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的安金槐先生率队进行调查，1976年开始发掘，197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合作发现了一座河南龙山文化城址[1]，即后来所称的小城，同时在其东北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阳城(图一)，出土有“阳城仓器”陶文陶片(图二)，在学术界引起轰动。鉴于其重要性，国家文物局于1977年11月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2]，偃师二里头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考古队、登封王城岗考古队的代表和对夏文化素有研究、热衷于夏文化探索的考古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人数有数十人。会上，各考古队的代表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和认识，邹衡先生提出了“郑州商城是亳都”、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说。由此形成了四种观点：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一期是夏文化，二至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鼐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明了探索夏文化的途径和夏文化的概念[3]。安金槐先生在发言中，以地望、年代和战国阳城的发现为依据，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可能是文献上记载的“禹居阳城”或“禹都阳城”的“阳城”。夏先生的讲话肯定了该城是河南龙山文化城址，但对其是不是禹都阳城未发表意见，不过他认为战国阳城的发现为寻找禹都提供了旁证和线索。

学术界普遍认为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如果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城址确系“禹都阳城”，其学术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因此，由此开始，围绕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的性质问题便争论不断。以安金槐先生为首的支持其为“禹都阳城”的学者的观点如上述，不同意其为“禹都阳城”的学者，则认为城址面积过小，与都城规模极不相称，再加上后来C14测定的年代较据文献推定的年代要早，推测其是夏朝最早的都城的证据不足。

笔者对夏文化探索有浓厚的兴趣，1963年秋曾带领学生赴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也参加了1977年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聆听了夏先生的讲话和与会学者的发言，但对于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却迟迟不敢发表看法。经过多年的困惑和思考，1986年终于发表了《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4]，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由王湾三期文化(即指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论时间当已跨入夏代，很可能就是夏代初期的文化”的论断。我心里明白，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探索早期夏文化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毕竟没有直接涉及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城址是不是“禹都阳城”，问题并没有解决。10年之后的1996年，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为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带来了契机。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5]，总目标是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学年表，对夏代来说，就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为此，工程设置了“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在课题之下设置了“早期夏文化研究”和“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分界研究”两个考古学专题，在实施过程中又新增了 “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和“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两个专题。围绕这些专题，我们组织人员对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新密新砦、商州东龙山、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重新进行发掘。根据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重新进行发掘所获资料的研究和C14测定结果，确定两座商城的始建时间基本相同或略有先后，都可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明确了夏代的下限；而对登封王城岗遗址的重新发掘和工程结项后的再发掘，则发现了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并进行了测年，确定了夏代的上限[6]。这些都为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建立作做出了自己

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的发现是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它为推断其为“禹都阳城”、确定夏代年代上限提供了重要佐证。前面我们提到1977年发现的小城，安金槐先生曾推测其有可能是“禹都阳城”，只是因为面积太小、后来C14测年得出年代又太早而未被多数学者认可。而此次发现的大城面积达34.8万平方米，是迄今所知河南龙山文化城址中最大者；在地层关系上表现为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的大城北城墙打破了属于二期的小城北城墙 (图三)；C14测年数据晚于小城，其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前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 2030年或公元前 2100—前 2020年，其中间值约为公元前2055年，与文献推定的夏之始年公元前2071年基本相当；其地望亦因附近战国阳城出土之“阳城仓器”陶文而具说服力，因而其为“禹都阳城”的推断亦为学界多数学者所认同，大城的年代自然也最接近夏朝年代的上限。我是邹衡先生“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观点的支持者，同时也是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是“禹都阳城”的支持者，我为《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报告所写的序言——《“禹都阳城”的新证迹》，收入《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7]中，2011年由科学出版社岀版，已充分表达了我的态度和观点。在我看来，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是文献所记之“禹都阳城”乃不易之论，回避不得，也难以否定。

注释：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2]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3]夏鼐：《谈谈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4]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原载《文物》1986年第6期，收入李伯谦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中，科学出版社，1998年。

[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 ，2007年。

[7]李伯谦：《“禹都阳城”的新证迹》，《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 ，2011年。

作者：李伯谦

原载：《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2期

李伯谦,1937年生，河南郑州人，考古学家。1956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考古系副主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李伯谦就投身于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他参与编写全国高校通用教材《商周考古》，并先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曲沃曲村等夏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李伯谦所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谱系和特征，它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进入一个新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伯谦长期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科负责人，为中国考古学教学体系的建立和文物考古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6年，李伯谦任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是该工程考古领域的总负责人。2000年，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并且出任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为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李伯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一书中。

从事考古工作50多年来，李伯谦在田野考古发掘、教学工作的同时，潜心于考古学理论研究，他强调，考古学研究方法要不断创新。他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学术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