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热是如何兴起的？

      考古热的兴起考证

                                                                                        刘雯

     对于武汉人来说，这本书所讲的内容并不陌生，其中所提及的种种文物，都能在省博物馆中一睹真容。而这个发生在1978年随县的考古事件，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份参观之前的指南。

　　湖北省博物馆得以建立成现今的规模，可以说完全有赖于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这些重要的战国时期出土文物几乎占了全馆馆藏的一半，而最引人注目的整套六十五件编钟，更是全世界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独一无二的大型编钟。

　　可是对于每个曾到省博物馆参观过的人来说，在被这些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漆器、乐器震撼的同时，除了欣赏它们那令人窒息的精美外形，想象在当时这些器物究竟如何被制出之外，勾起人们探寻欲望的，也许还是离我们距离更近，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段发掘历史。

　　岳南的《旷世绝响》，并不是第一本有关这段发掘过程的记述，但一定是最有意思的一本。作者对此非常自信，“目前还没人比我写得好。”

　　盗墓小说中常有的夸张情节，多是作者恣意想象的结果，而一本考古纪实小说，则必须严谨求实，不得随意编造，可是如果事件本身并无戏剧性，只依靠历史资料与口述，写得味同嚼蜡，又何以抓住挑剔的读者呢？

　　并不待见盗墓小说的岳南，却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擂鼓墩上的那个盗洞，“没有这个盗洞，我可能不会写这本书。”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历史考证与推理想象，把这个令当时的考古工作一波三折的盗洞，与眼前紧张的考古作业合情合理地编织起来，在紧凑的叙述间隙，用历史的话音穿针引线。不扯，照样能写得好看。

　　所有曾在省博物馆中，见识过古老楚文化之恢宏的人，会被这本书重新唤起记忆，那些花纹复杂到不可思议的青铜器、庞大却设计巧妙而科学的编钟、精美绝伦的各式漆器、接近九吨重的套棺……面对深锁在玻璃柜里的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时，也许每个现代人的大脑里，都在浮想2700年前，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究竟是何等场景，而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是否又真的只是不断在循环往复？

　　                                                             本报记者刘雯

　　【内容介绍】

　　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墓内出土的15000余件随葬品和9件（套）国宝级珍贵文物，令人瞩目，举世震动，特别是65件总重量2.5吨的青铜编钟，完好无损，音色纯正优美，仍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本书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描写了曾侯乙墓发现、勘察、发掘的全过程，对古代的丧葬制度、盗洞的形成年代、盗墓贼进入洞后的奇特遭遇、历史上的曾国与楚国的关系以及曾国灭亡的大体时间和历史事件作了尽可能的追寻探索。通篇文笔灿然，故事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堪称当代中国最为优秀的考古文学代表作品之一。

　　1.关于纪实写作

　　《风雪定陵》感染力最大

　　锐读：作为一位考古纪实文学作家，《旷世绝响》出版后，您曾在采访中说：“写了20年，最有感情的是定陵，《旷世绝响》唯一无法超越定陵的是题材。”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岳南：发掘定陵的工作，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而擂鼓墩曾侯乙墓是偶然发现的，从出发点来说这是一个区别。另外从陵墓本质而言，定陵是明朝的皇家陵墓，规格最高，当时又因为种种原因，比如保存的技术没有达到相应水平，以及发掘过程里又发生了时代动荡，导致很多珍贵文物都被毁了，丝绸烂掉，尸首被烧，只剩一些金、银和铜罐。这在考古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悲剧，而悲剧又是最能打动人的，因为“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因此《风雪定陵》的写作是一个巅峰，我所投入的情感也最多。

　　而曾侯乙墓发掘的时间比较晚，当时“文革”已结束，各方面环境都要好一点，对考古事业，政府也算“入门”了。另外它的规格比较小，和皇家陵墓没法比。当然发掘出的东西是很不错的，比如全套的编钟，这在整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见证，这些都是价值所在。但在感染力方面，还是《风雪定陵》最大，我写考古纪实系列，是使命，不能以陵墓的大小而定。

　　锐读：纪实写作的根本在于采访与资料的掌握，这本书写作之前，您一共做了多久的准备工作？

　　岳南：采访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主要集中在2007年。我先到襄阳，采访了参与当时发掘工作的博物馆人员，聊了一上午，然后到了武汉，找到曾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的谭维四先生，他是这次发掘工作的主持者。通过谭维四先生，又找到很多人，像摄影师等等。之后去了随县，又找到了一批人，比如当时的文物局局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等等。

　　谭维四给了我很多珍贵的资料，比如当时的考察日记、文件、内参、讲话记录、简报等等，没有这些资料我肯定写不了。写作一共花了半年时间，然后隔了两年，才在台湾首先出版。

　　锐读：我看到在书中如果遇到矛盾的说辞，您都会在最后加上一句“姑妄听之”，这是因为无法判断吗？

　　岳南：那是怕他们看了以后闹，才加上“姑妄听之”的，其实事实是怎样，我心里清楚。但是在书中，我只能将他们的观点都摆出来，不做判断，让读者自己看。如果我不这样做，万一他们去告我呢？

　　其实很多采访的细节，在正文中不便写太多，都放在了注释中，比如随县文化馆人员王永谦的故事，我都如实记述，有些注释往往比正文还有意思，因为非常生活化，最能代表生活的真实。

　　2.关于盗墓小说

　　“没有盗洞，这本书写作很困难”

　　锐读：您觉得《旷世绝响》会吸引到哪些人来看？

　　岳南：对文史知识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会买来看，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可能也会看，但应该比较少。其实这类小说的市场不会很大，现在盗墓小说泛滥，可能会把我写的东西给淹没掉。

　　锐读：您的书也很畅销，但论及火爆程度，可能还及不上这些盗墓小说，您会为读者感到不值吗？

　　岳南：我的书和他们的没法比，从印量上来说，我一共也就卖了30-50万册，而他们的书开印就是50-100万册。但是也不能说读那些书就不值得，虽然书中写的内容都很离奇，但我觉得年轻人看看也挺好的，挺热闹的，可以在饭桌上胡侃一下，第二天醒来到底说了啥也不记得了，大家还是需要这种消遣的。

　　锐读：不少盗墓类小说的作者，都表示受您的影响很大，但在之前的采访中，您似乎并不待见这类小说，说它们是“厕所文学”？

　　岳南：算不上文学。我觉得这些小说没有意义，就是小玩闹。要说价值可能就在厕所，大家看看这种书寻找点刺激。

　　在明代，也就是《西游记》写作的同时，有不少志怪小说都在流传，但现在再看，真正流传下来的只有《西游记》，而那些志怪小说大部分都已不见踪影，换到今天也是一个道理。

　　锐读：虽然您对盗墓小说评价不高，但这本书中也有不少篇幅是有关盗墓的，这是怎么考虑的？

　　岳南：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就是因为这个墓是有盗洞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看的地方，一是抓住了盗洞做文章，二是关于墓内“人头骨”的猜想。这个人头骨有可能是盗墓贼的，但后来又说其实是一个人头骨形的陶片，我当时在考察日记上看到了这个记载，觉得这里大有可写之处，就把它提出来，写了几万字，把盗墓贼和盗墓的历史给放进去了。而且这些内容并不是我乱编出来的，是考古人员当时的日记上真实记载的。

    这两点我是比较得意的，一般人不一定能抓住，但是有了这些跟盗墓有关的描写与想象，就变得热闹了、好看了，对读者来说就有吸引力了。另外后面我还把曾国和楚国的历史也糅合进去，也写得比较有意思。

　　如果没有盗洞我会觉得这本书写起来很困难，可能只能写20万字，而且非常生硬。之前有关曾侯乙墓发掘的书也陆续出了五六本，但很少有人看过，因为内容太干巴，跟科学报告差不多，目前还没人比我写得好，对此我很有自信。

　　3.关于考古

　　考古热起于与旅游结合

　　锐读：您写的是纪实文学，跟学术论文比要有文学色彩，但又不能像虚构小说那样汪洋恣意，书中的想象都是基于现实的推理性想象，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文学与历史结合得较好？不真实是否会损害它们的价值？

　　岳南：时间、人物、地点这些基本要素都是真实的。但盗墓贼这一节是推理的，是我想象的内容，借文中考古队员的嘴说出来。当时墓穴中发现的金盖下面的物体到底去哪儿了？这问题闹了好久最后也不了了之。我还没见过只有盖子，没有身子的陪葬器物。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因此我也查了大量资料、图片，而且融合了自己的推理与思考。

　　当然这些想象，绝对不是凭空而来，但是为了让书好看，有时也需要一些有技巧的叙述与故事，我一般都是采取让书中人物做梦的办法，然后将这些有些传奇色彩的内容，添加进去。

　　锐读：本书内容翔实，而且有很多独家资料。但您写了这么多年同题材的书，会不会觉得难免重复？而且在之前的采访中您曾说“刚开始去田野调查与采访，感觉新奇刺激，等看了十个八个墓之后，就慢慢麻痹了。”这种麻痹会影响写作吗？为什么感到麻痹了还要继续？是出于一种责任还是想要将工作尽力做到完满？

　　岳南：重复性的东西我也觉得不好解决，考古写作都要先对考古史进行叙述，如果读者将整套书都买了，那就不用在每本书中都重复叙述，但如果单买，又必须每本都写到。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愿意写上世纪50、60年代之前的墓，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就不写了，因为之后就正规了，也没那么多故事，就写不出什么来了。

　　另外就是每个墓都有各自的特点，也不是完全相同。采访时要多挖掘有趣的故事，毛泽东在延安时说“中国，有4000多年的文明史……”把悠久的文明写出来，比空喊口号要好，也有它们自己的价值。

　　况且考古是个行当，但一直没什么人注意，上世纪80年代之后，考古与旅游结合，才开始学会炒作了，在此之前的很多事情，如果再不去挖掘，把它们记录下来，可能就将永远失去与那些见证者和当事人交谈的机会。因此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尽量想写得圆满一点，不写完心里会有遗憾。

　　锐读：《旷世绝响》在整个考古探秘纪实系列中，您觉得是一个怎样的地位？

　　岳南：属于靠前的。我觉得是写得比较好的。之前的写作是手写，即使有不满意的地方，也不乐意去改了。但现在一切都在电脑上进行，所以写得很从容。

　　4.关于读者

　　“台湾基本无古可考”

　　锐读：您的写作一直都是从现实题材出发，和历史、人物结合得很紧密，您考虑过打破这个定势，写一本真正的小说吗？

　　岳南：没有这个依托，我觉得不好写。这是创作习惯，想叙述得先找个依托。比如《旷世绝响》，我觉得有责任把发掘曾侯乙墓的过程留存下来，记录下来，也是一个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

　　锐读：您能谈谈到台湾清华大学当驻校作家之后的感受吗？那边的学者、读者和内地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岳南：我的作品在台湾的影响比在大陆大。1996年之前，大陆没有人给过我评价，那个年代是宏大题材吃香，比如唐山大地震之类，但《风雪定陵》在台湾出版之后，却引起了轰动，一年卖了17万册，并且被《中国时报》评为十大年度好书。

　　这也是因为当年台湾著名的历史作家高阳，他写了有关十三陵的文章，而且当时台湾和大陆刚恢复交流，对大陆又不了解。我到台湾清华大学之后，校长告诉我他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读起，读完了所有。去年在台湾做《南渡北归》的宣传时，他就邀请我去做驻校作家。

　　台湾基本无古可考，所以对这种题材感到很新奇。而且在台湾，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非常尊重，之前我到西安某个学院做了一次讲座，你也看到我在微博上写的，那些学生看起来很幼稚无知，趴在桌上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直接到场就睡觉，实在不好意思说他们什么。台湾的文化教育、对文化人的尊重，对教育的自律，都走得很远了，我们要学的还很多。

   长江商报消息：岳南，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新竹市）驻校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岳南擅长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进自己的文学作品，为读者重现古帝国文明的光荣与梦想，2012年8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十一卷为其代表作，此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考古纪实文学系列作品。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考古探秘纪实丛书”，现已出版十一卷，《旷世绝响：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记》是其中一本，据悉，最新增订版即将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