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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任务及未来走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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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先胜
许倬云、李学勤等先生曾经从全局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进行总结,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考古学是其中进步最显著的学科。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对考古学存在的不足和未来走向做些思考。
一、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是什么?
本题可从三个方面考察:考古发掘、科研、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考古发掘的规模和基本情况与中国辽阔的国土及自传说时代(石器时代)至今绵延不断的历史是基本吻合的。从考古材料和考古学文化角度看,重要的缺环、空白已经很少了。史前考古学文化至夏商周及其以下的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这是学界共识。
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时段应是史前-夏商周,主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各时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二是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从史前至夏商周-秦汉的贯通。学界热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从学理和逻辑上看宜在这两个方面研究之后,水到渠成自然解决。但是目前,除了物质文化,史前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
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自西方引进。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并用于指导发掘和研究,可视为对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他关于古代国家和社会、文明起源的理论或认识,还在探索和检验过程中。
在上述基本状况下,中国考古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
其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及考古报告出版严重滞后
据局部了解,最近30多年国家批准的发掘项目已出版与未出版报告的比例“当在对半开或者四六开”。据公开发表资料推算:1984年后国家审批发掘项目年均500-600多项,最近35年年均约550项,总数是19250项左右。未出版考古报告的项目,按“对半开”是9625项,按“四六开”是11550项。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未经国家审批的发掘项目,“其数量不在少数”;二是1980年以前30年也有部分发掘项目未出版报告,如1959-1973年先后进行14次考古发掘的阿斯塔那古墓群,1972~1973年两次发掘的草鞋山遗址等。加上后两种情况,目前未整理、出版报告的发掘项目当在10000项以上,其中80%以上属于陈年老帐。
其二,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
古代纹饰自旧石器晚期、新石器初期萌芽,到新石器中晚期距今7000-4000年间以彩陶纹饰、玉器纹饰为代表达到第一个高峰,夏商周时期以青铜器纹饰为代表达到第二个高峰,春秋战国-秦汉则成为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丝帛等各种不同类型器物纹饰的大汇聚时期。秦汉以下,纹饰逶迤、绵延不绝。
古代纹饰浩如烟海,迄今少有科研角度的系统整理、出版,系统研究与解读更为稀见。因考古学理论、方法局限,长期以来纹饰主要是成为物质遗存研究的一个附属物。实际上无论彩陶纹饰还是青铜器纹饰,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大过器物本身的文化信息。
器物、纹饰、文字文献可视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启动、并行不悖的古代文化文明传承“三驾马车”,而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于其他二者。
二、中国考古学的任务是什么?
考古学虽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但长期以来其研究对象和范畴不限于物质遗存,而是“文化遗存”,否则从学理上无法解释其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热衷和追求。本文理解的考古学即后者。
古代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畴无非三个方面: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用“文明”说,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用“文化”说,就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同时,还必然包括史前时代与历史时期的关系,其与相关地域和民族的关系,与文献及有关神话传说的关系。考古学和古代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无非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研究清楚了,古代社会、古代史也就大体上清楚了,所谓“文明起源”、国家起源自然也清楚了。
中国考古学和古代研究也不例外。
根据难易程度和相互间的学理、逻辑关系,上述研究范畴和任务的排序应该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文明起源;考古学(考古材料)→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神话与传说)→文明起源。所谓“古代文明起源”,具体到某个民族、国家,如“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无非是这两个方面研究的合流和其最核心的追求之一。
史前精神文化,除了根据物质遗存了解和推测,更需读懂史前刻画纹饰和遗迹;民族历史和文化,溯其源流,除了有关文献和神话传说,也需读懂相关纹饰和遗迹。即古代纹饰释读和研究是上述所有研究范畴和任务中关键的一环。
由于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于器物研究和文献研究,它必然影响考古学、历史学在上述主要研究范畴和任务中预期目标的实现。
由于发掘资料整理及考古报告出版严重滞后,它不仅会对整个古代研究、史前研究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造成考古遗产、中华文化遗产的空前灾难——发掘资料积压多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无法整理、出版,可能导致其学术价值锐减甚至资料报废。如一些考古学家所说:考古不出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坏!
因此,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当务之急,应是对已发掘而尚未整理资料、出版考古报告的上万个项目的发掘资料进行抢救性保护整理和出版。
三、对中国考古学当前及未来走向的建议
1.建议国家迅速开展考古遗产抢救性保护工程
发掘资料长期大量积压未整理出版,并非管理部门不重视。如2006-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和督察下,全国编辑出版考古报告200余部。单霁翔局长因此赞扬考古界“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整理’的局面,考古资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显著提高”。但相对于每年五、六百项发掘项目,五年间只是又积累了更多的项目没有出版报告;相对于积压近万项的考古发掘项目,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已积压上万个发掘项目的资料整理、出版工作,其繁重性、重要性远超三峡考古,绝大部分也属于抢救性工作。国家应该把积压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当做文物考古界、遗产保护领域压倒一切的抢救性重大文化工程来对待,通过调整相关法规、政策和激励措施、办法,协调组织全国文物考古界以及大学相关专业的力量,力争在十年内基本解决问题,不留下历史性遗憾。
同时,至少十年内应暂停主动性发掘项目的审批——即便如此,每年仍有四、五百项基本建设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产生,未来十年必须完成考古项目资料整理和出版工作年均约1500项。保守估计,大部分仅发表简报资料,需要出版考古报告的也将是每年数百项。这是一个庞大、艰巨的工作,需要文物考古界全力以赴。
考古界需要调整工作重心。近百年已发掘海量考古材料未得充分、深入研究,甚至发掘资料面临报废危险,继续发掘又有何益?少数地区和文化的“缺环”,不必急于探索、填补;“文明探源”更无须急于发掘。
2.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应引起学界充分重视
照古代纹饰的重要性、体量和研究难度,全国应该有一批相应的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等科研平台。尤其古代纹饰资料系统整理、出版这种基础性工作应该有组织、有规划地开展。但迄今这些工作和平台建设都还没有开始。
古来重要学问和理论大都源于未知领域,古代纹饰无疑正是这样的未知领域,而且全世界古代纹饰都是如此。中国考古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走在前列,古代纹饰研究是一个可能的机会。这也是学术界应该重视的理由。
3.国家对考古遗产和古代研究应该加大投入
由于最近30多年国家基本建设全面开花,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性全面铺开,深埋地下千年、万年累积的中华文化遗产全局性开挖。这些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永久的骄傲以及未来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资源与不竭动力。与此同时,它们也给全国文物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积重难返的工作局面。因此建议国家充分重视,从人才培养、使用到遗产保护、研究,继续加大投入,保障足够的人财物力顺利开展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不辱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链接:
解读纹饰:培育考古学科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09月29日
作者:王先胜
http://arch.cssn.cn/kgx/ycsf/201609/t20160929_32200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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