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历史真相何以可能？

接近历史真相何以可能？

周育民

人类知道自己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知识的积累，视野的扩展和史学理论及方法的不断创新，已经使当代历史学站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界：我们所认知的历史是不是历史真相，是人类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的“疑古”，下半叶的“解构”，乃至运用各种历史研究手段进行的“翻案”，围绕一些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数不清的争论“热点”，加之以留存下来的许许多多如“烛影斧声”之类的千古疑案，都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富于哲理的理论挑战。

历史真相载体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历史，作为人类客观社会活动的过程，总是要借助于口说、文字记录、实物、图像等载体保存下来。这种记录客观历史的载体本身既是历史本体的一部分，也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

远古人类除了交流需要的简单言词之外，很难口耳相传历史，劳动技艺也只能通过示范相传，或用图画记录。在农业革命到来以前的上百万年，人类没有自己传承的历史，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段零零碎碎的历史，是后来通过他们的遗存和遗骨勾勒出来的。他们的社会状况，主要也是根据19世纪在非洲、美洲和澳洲尚存的一些所谓“历史化石”的原始部落的情况推测和追溯的。

就中国而言，到才出现商代甲骨文这样成熟的文字，在当时主要也不是用来记载历史，而是作为卜辞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探索当时“历史真相”的证据和线索。周代钟鼎与竹简作为文字记录载体，使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信息。远古时代的许多传说，也是在周代的文献中记录下来而为后世所了解的。汉代以后，由于文字的统一和造纸术的发明，“金匮石室”的官府密档、私家藏籍得以传抄，先秦古籍的重新面世等等，形成了历史信息的第一次“爆炸”。秦汉以来兴盛的石刻，成为古人保持文献史料的新方法，唐代以后印刷术的发明更加有力推动了历史信息记载的保存和传播。

近代作为考古对象的实物，在明清时代绝大部分是作为“古玩”而存在的。纳入历史视野的十分有限。古墓中图案、残存织物、食物以及布局和陈列等包含的历史信息也不受重视。即使到清末民国，还发生内阁大库档案险遭“废品处理”的严重事件，即所谓“八千麻袋事件”。

由上可知：第一，人类在其童年时代，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去记载和保存自己的历史；第二，在人类历史意识发生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缺乏文字等有效的记载和保存的载体，口耳相传依然是主要方式；第三，在找到了一些有效记载和保持手段之后，这些载体不仅记载量十分有限，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天灾人祸，其毁灭数量也是巨大的。

现存的各种历史信息载体，不管它们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还是遗存形式的甚至依然保持着口耳相传的形式，都是作为历史信息载体的客观存在，是我们探索历史真相的基本依据。脱离了这些客观存在的基本依据，就没有历史研究的立足之地。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历史信息载体的产生和保存的过程，存在着人类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性特征：一、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事项是记载者选取的。二、记载的表达受到记载者的立场、观点和时代的制约。第三，历史信息的记载，当事人和后人出于各种考虑，是可以修改的。即使是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记录或口述，扭曲、误记或“遗忘”的现象也不少。第四，现在幸存下来的大量历史信息载体，尤其是以史书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都是经过编纂者精心整理和架构的历史。

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信息载体中充满着介入其中的历史人物的主观性，就是我们想要探究所谓“历史真相”的基本依据，这充满着悖论，却是每个历史研究者不能不面对的“历史事实”。

历史认知主体的能动性与局限性

历史工作者作为历史认识主体，与一般历史知识的接受者或学习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在接受和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历史学业已形成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工作程序去探究历史。

历史工作者首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和发掘史料。唐代印刷术发明之后，到宋代文献史料大增，为史料搜集提供了便利，但是，实地采访调查，依然是历史工作者的重要功课。大量搜集和发掘史料，无论在中国的《史记》还是古希腊的《历史》，都是历史研究和撰写的首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信息载体中充满着介入其中的历史人物的主观性，历史研究者必须要有考订和鉴别史料的基本能力。史料的考订和鉴别工作主要解决的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问题，即弄清它们与历史信息本身的相关程度（如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原始记载在传承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误、排除作伪和后人掺入的文字等等。

接下来就是史料的整理、分析与综合工作。将搜集来的经过考订和鉴别的史料按时间、空间秩序进行排列，这是史料整理的基本工作方法。古人撰写历史，大体在分析综合史料的过程中完成。经过整理、考订和鉴别过的史料，依然存在相互牴牾或有出入的情况，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进行比对，排除失真的记载，或者将这些史料中的合理信息加以综合，以“还原”历史本来的“真相”。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在对史料进行整理、分析与综合工作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已经搜集的史料未必能对某些历史过程作出比较完整的交代，就必须将发现的问题重新进行史料搜集、考订和鉴别的“补课”。因此，搜集、考订与鉴别、整理与分析综合这些工作既循序渐进，又是往返互动，历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史实，也就在这些过程中逐渐显现。

从表面上看，史料的分析与综合工作是在史料搜集等工作之后，但实际上却是历史研究者驾驭整个研究过程的指挥中枢。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大胆假设”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对一些史料进行初步分析和综合时发现问题以后形成的研究动力和目标。

但历史工作者即使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严守历史工作的操守和工作程序和原则，也很难摆脱自身能力、条件的主观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客观局限性。就主观局限性而言，家庭社会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和社会阅历，会潜移默化地深层地影响到历史研究者的价值观和见识，历史研究者能够调动多少社会经济资源来满足其研究需要，也与自身的主观条件有相当关系。古往今来的历史研究者，还难免受到自身语言能力的限制。

至于历史学研究者受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那就更多了。现代历史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互相影响、渗透，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环境气象学乃至天文学等方法都为历史研究所借用，或者其他学科的专家直接参与历史研究，这些情况，是19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者难以想象的。晚近历史文献汗牛充栋，涉及语言文字种类繁多，研究者即使语言天才，毕生都难以遍读。古代文献留存不多，但未出土、未发掘的遗存、古墓究竟保存着多少历史信息，我们也无法知道。所以历史研究，从来都是超越研究者此生之涯的。

历史认知中的所谓“历史真相”

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局限的历史研究者，要从客观而有限存在的、充满着介入其中的历史人物的主观性的历史信息载体——史料中探究“历史真相”——史实，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摆在历史学科面前的现实。由此，也产生了对于历史学研究成果的种种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学科外部，更来自历史学科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