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些学者对古代文献上三代以上记载的真实程度和包括大禹在内的三皇五帝是否实有其人均提出质疑，“禹都阳城”的所在地是否在登封与“大禹”是否实有其人，有着可以相互证明的关系。也就是说，能证明“禹都阳城”确如古代文献记载，在“嵩山之阳，箕山之阴”，就可以为大禹实有其人提供证据。而“禹都阳城”确实在“嵩山之阳，箕山之阴”，在对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正不断得到有力证明。

　　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从先秦古籍中找出有关夏代并包含地名的史料约80条，除去重复，剩下约70条。他探索的结果，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关注：一是洛阳平原，尤其是颍水谷地上游登封、禹州一带;二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禹居阳城”，“禹都阳城”文献有载，但阳城在河南的有两说，在山西的也有两说，而《史记·郑世家·韩世家》与《六国表》记有韩文侯二年(公元前385年)“韩伐郑，取阳城”。这一有明确记载的事件，不仅时代最早，也把阳城框定在了登封一带。据此，徐旭生先生认为，登封告成镇的古阳城，“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也是较正确的说法”。由此，徐旭生拉开了中国考古调查“夏墟”、考古学研究夏文化的序幕，并于1959年，对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称之为“八方遗址”。

　　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曾在“八方遗址”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并按照当地百姓的习惯称谓，将其命名为“王城岗遗址”。王城岗遗址与文献上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时代、位置比较吻合，有争议的是当时发现的城址太小，与禹都不相称。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2002年～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及周围的遗迹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新发现一座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从目前材料看，与原先发现的小城址同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建城时间稍有先后，是迄今发现的同期规模最大的古城址。在离城墙和城壕很近的地方发现了埋有人骨的祭祀坑、在城壕底部发现有用于祭祀的人头骨，以及很能反映使用者身份的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高规格遗物，都说明这一遗址是古代中原地区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

　　大城的发现，使它的时间、地点、规模都够资格称为禹都，有越来越多专家认可禹都在王城岗的可能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绪说，王城岗在探索早期夏文化中重要作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因为一般认为禹是夏代最早的国君，如果有朝一日能确认王城岗就是禹都阳城，那么夏文化的起源之谜将被解开，并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龙山文化晚期是否夏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画上句号。

　　关于王城岗大城的修建与废弃，专家们认为，大城可能是在小城的东城被洪水冲毁之后修建的，在4000多年前的中国，可能发生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灾难，那场大洪水，可能正是传说中大禹所治之水。一些学者则推测，大城的北城壕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小城围护其中，王城岗小城当为大城的宫城或宗庙社稷之所在，“禹都阳城”在登封王城岗因而更为可信。

　　对夏代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夏代迁都十分频繁。大禹之子启与舜之子益之间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发生过战争，王城岗大城可能因此被摧毁，这可能是夏启迁都的原因。况且，我们要纪念的是大禹，求证的是“禹都阳城”的方位，所以，后来其他大型夏代早期城址的发现，并不能撼动王城岗遗址作为“禹都阳城”的地位。连当年王城岗小城初发现时，对其作为禹都资格表示过怀疑的著名学者许顺湛先生，也在王城岗大城发现后改变了想法：“(王城岗大城)可能是鲧、禹及启初期的都城。”

　　再回过头来看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不但禹都阳城在登封，就是后来夏启迁都、太康迁都，也皆在嵩山之麓，毕竟，夏王朝的创立者大禹就起家于嵩岳之地!

　　为展示对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登封市在告成镇，西面毗邻观星台景区处的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工作站，设立了古阳城陈列馆，主要展出王城岗遗址和阳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包括夏朝到东周时的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等。